从川藏线开始的人生之路

　 川藏线不仅是一座使我获取知识的宝库，更是指引我人生道路的里程碑。
　 1961年夏天，我参加了“四川轮藻植物”考察，和倪炳炽老师到川藏线上采集轮藻（Chara）植物标本。轮藻是一种水生植物，喜欢生长在水质清洁的水田或溪畔的浅水之中。临行前，我们科研小组的指导老师、著名的藻类学家、四川大学韩复山教授特别叮嘱我们，每到了一个县，必须在3-5个不同的“人民公社”（现在的乡）采集，每个采集标本的地点，不仅至少要相距30-50公里，而且还要求具备不同的生长环境。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可以最大程度避免采集到相同的种类，并有可能在不同的生境里去发见到新的种类。
　 我们从成都出发，好不容易搭上了一辆破旧不堪的长途客车，整整一周的时间，才到达我们本次考察的目的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旅途中，车行在凸凹不平的路面上，不时地把我们乘车人抛向空中，紧接着又落在坚硬的长凳上，一天下来，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屁股几乎变得麻木了。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让人心惊肉跳，车过二郎山时，看见脚下的万丈深渊，我感到一阵阵眩晕，还有不少的人双眼紧闭，口中念念有词，也许是在祈祷菩萨保佑吧！途中我们先后在邛崃、雅安、天全、新沟、泸定等地住宿，一路上，我们乘坐的客车每天至少要修理几十次，司机和他的助于在不停地咀咒这辆破车同时，又不断地把乘客叫下来帮忙推车，乘客的身份在此时变成专门推车的民工。大家又都提心吊胆，害怕车子坏在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大山上，随时都有当“山大王”（旅途中对车辆坏在大山上过夜的驾驶员和旅客的戏称）的危险。事后，我曾在日记中形容这首次川藏线的乘车经历是：“出门几十里，下车十几回，推车无数次。”那时的川藏线，真是一条惊心动魄的科考之路，每次考察，都会见到汽车翻下悬崖之后，那些痛失亲人的肝肠寸断的悲哀场面，包括研究所里我的一个邻居在内，不知有多少人在这条线上走上了不归路。
　 1961年的那次川藏线考察，由于“天灾加人祸”，我们国家正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交通不便，从县城下乡采集，几乎全靠步行，考察工作也是在极度饥锇的状况下进行的。十天后，当我们完成康定和泸定县的工作返回天全县时，由于在泸定县时为了填饱肚皮而吃了发霉的烂桃子，倪炳炽老师腹泻不止，这在当时是会使人丧命的严重疾病，我决定让他先赶回成都，由我一个人留下继续完成剩下的工作。此时，我因长期缺乏营养，1.68米的块头，年仅18岁的小伙子，体重竟不足35公斤，走起路来整个身体不听使唤地东倒西歪，就像宇航员到了月球上似的。不仅如此，我的两只脚也开始浮肿，只要用指头在小腿上轻轻一按，顿时就会出现一个深坑，长时间不能恢复到平面。每天县城的食店供应两次，除了豆渣（我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黄豆只能产豆渣，不产豆腐）就是水煮笋子，吃过之后，胃里十分难受，不断地向外冒着清水。到天全县的第二天，我在县城附近的水田内采集了一份标本，第三天，我决定按计划到县城东边的始阳乡采集，当我走到一个叫梅子坡的地方时，亲眼看见路边上有人走着走着一头栽到地上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我本来就已经十分沉重的脚步，此时像被灌了铅似的再也迈不开了。当晚返回县城，我一夜未成合眼，除了臭虫和虱子的搔扰，更多的是一直在进行激烈地思想斗争：如果继续到乡下采集，我可能再也回不了县城；如果留在县上保存自己，我又不能采集到符合要求的标本。
　 我承认，当时的我不是一名称职的科学工作者，在坚持科学态度和保存生命面前，我选择了后者。为了回到成都交差，我把在县城附近的采集的标本分成三份，违心地填上三个不同乡镇的采集地名。
　 回到成都后，我将标本交给了韩复山老师，经过他鉴定，其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一天，韩老师问我：“这是你在三个不同地方采集的吗？”我不敢正视他的目光，低着头轻声地回答：“是。”关于这件事，几乎让我后悔了一生，从那以后，我时刻告诫自己，在科学的道路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并立志永远忠诚科学事业，无论环境有多艰苦，都必须亲自走到现场采集调查。1986年的一次会上，当我再次碰见韩复山老师时，我怀着万分内疚的心情将20多年前发生的往事向他承认了错误，他竟以十分宽容地口气笑着回答：“你不必再提这件事了，我很理解”，停顿一下，他又接着说道：“其实，当时我已经知道了，这不是你的过错。”不久，韩老师因病去逝，终于能在他离开人世之前将这件事讲出来，使我如释重负。
　 第一次在川藏线上考察工作中发生的这件事，影响了我一生治学态度。

　 艰苦卓绝的科考岁月 　 

　 上世纪的六十至七十年代，是川藏线上科学考察工作中最艰苦的年代。
　 首先是交通不便，川藏线上，除县以上城镇可以通车外，到区、乡、村考察几乎全靠步行，有时虽然可以雇到几匹马，也只能用来驮运考察用的粮食、帐篷和采集植物标本的工具。“文革”期间没有评定过技术职称，考察队中竟没有一个副高职称的人（不同于如今在一个研究所和学校里研究员、教授、博士成堆）。于是，40岁以上并具有助研和讲师职称的老师可以享受骑马待遇，这在当时说来，相当于有了一辆专用的“沙漠王子”越野车。其余的研究实习员、助教以及像我这样还未入流的见习员，就只有走路的资格了。
　 从事植被考察的人都知道，为了掌握一个地区植物群落和资源植物的分布规律，必须从山脉的最低处走到植物分布的最高海拔地区，在川藏线上，一般都要达到4500-5000米左右，有时候还要沿着山脉的不同的方位进行东西或南北坡的对比考察。这样，一个地区考察工作下来，往往要连续行走上1-2个月，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在连续的考察途中，两条腿完全变成了一部机器，只知道机械地向前迈步，就像中学物理课中老师做力学试实验时那个叫什么“布朗运动”的钟摆，永远不知道停下来。
　 一般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初上高原后行走平坦的路段上都会不停地喘气，更不用说登上4000米的高山了。还记得当时我从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中受到启发，很多未成年的小红军，不就因为用手拽着首长的马尾巴走过了雪山草地吗！我为什么不可以向他们学习呢？由于我在考察队里体重最轻，经过驮脚（赶马人）的批准，破例允许我在走不动时可以享受抓住驮马尾巴的待遇，可怜的驮马被我抓住尾巴后十分难受，想方设法摆脱我的累赘，直到“黔驴技穷”也无能为力，在驮脚的鞭打下只好向前、向上拚命挣扎，为了表示“抗议”，不停地向我迎面放出一股股腥臊难闻的臭屁，有时甚至干脆来一个屎、尿、屁“三管齐下”。为了节省体力，我全然不顾一切，紧紧闭往双眼，有时外加一张毛巾蒙住口鼻，任凭这个畜牲对我大发淫威。不过，我也从来不会亏待这些在困难时帮助过我的“朋友”，每当登上一个山垭口，总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事先准备好的糌巴、馒头、水果糖或是其它食物，塞到我的马朋友嘴里。对于这件事我曾有过一种联想：现实生活中，当有人骂别人是专拍上级的“马屁精”时，我总会以其亲身的体会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不要乱讲，拍马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弄不好是要惹上一身臊的。
　 最难忍受的痛苦莫过于饥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野外考察期间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为30斤，这在今天看来足够了，但在当时每人每月只有0•25公斤肉、0•2公斤食用油供应，在其它副食品一概没有的情况下，问题就显得严峻了。记得当时中国科学院规定的每人每天补助费标准为：在单位搭伙一角五分；在街上吃饭三角。那个年代大部分人每月的工资为人民币50元，我还只有34•50元。那个时候，大街上偶尔也能买到一些糕点，今天看来谁也不屑一顾的一小块甜点，当时市场价为每块0•5元，这些在特殊年代初称之为“高级点心”的面饼，饿急了的人一口气谁都可轻轻松松地吞下20多块，相当于吃下四分之一的月薪。难怪每一趟野外考察回所，大家不仅把工资和补贴用光，还要欠公家一屁股的帐。
　 记得当时考察队为了填饱肚子，经常去挖一些野生蔬菜充饥，这和当年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今天川藏线上的旅游者，在餐馆吃饭时总喜爱点上一、两份野菜，城里的人都想吃这些纯天然无污染食品，这是因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肚子里的油水太多，城市里的东西吃厌烦了的原因。当初我们吃野菜，完全是另一种感受：蕨苔（Pteridium aquilinum var.latiusculum）和刺笼苞（Aralia chinensis）吃了会口中不停地冒清水，捞肠寡肚（四川话：腹中缺乏油水）让人恨不得一口吞下一大碗肥膘猪油；紫花碎米荠（Cardamine tangutorum）吃了会让你便秘，腹胀如鼓却又“方便”不出的滋味令人焦急万分；卵叶韭（Allium ovalifolium）吃起来到是有一股栽培韭菜的青香，但多吃几次后你的眼睛便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 遇上实在撑不住时，我们也不免干上一、两次现在看来有侮科学家“斯文”的事，考察队队长刘照光同志带领我们到已经收获过的土豆地里，寻找农民拣剩下的“漏网之鱼”，其结果并不乐观，我们不止一次地被土地的主人当场赶了出来。
　 除了挨饿以外，身上穿的野外工作服也五花八门。当年每人每年分配大约2尺布票，你说能做什么？除了能够裁剪一条内裤，什么也做不了。难怪当时前苏联“老大哥”讽刺我们中国人“三个人打伙穿一条裤子”。野外考察期间所里曾发给每人一套再生棉布做成的工作服，这种衣服不仅穿在身上直往下坠，而且也不结实，穿不多久便“漏洞百出”，甚至连钮扣都全部掉光。在当时连针线也买不到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干脆用一根草绳拦腰一扎，那形象与地道的农民别无两样。
　 让我们来回放一下当年历史的场景吧：一大群面黄肌瘦的考察队员，拖着沉重的脚步行走在黄尘扑面的川藏线上，身穿着腰扎草绳的再生布工作服，肩挎着标本架以及一些在外人看来稀奇古怪的装备，有的人手里还杵着一根支撑身体和打狗用的拐杖，几十天没有洗过澡、理过发、刮过脸，一身肮脏褴褛。他们像什么？今天看来活脱一群丐帮。那个年代，在从事野外考察工作的人中曾流传中一段哙炙人口的顺口溜：“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走近一打听，原来是搞勘探”。到后来，我们干脆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原来是中国科学院”。
　 以上描写的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野外科学考察队的景象，从北京来的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和植物研究所的情况要好些，毕竞他们属于“中央军”。
　 斗转星移，自改革开放以来，川藏线上科学考察的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不仅各县之间修建了柏油马路，县乡之间也都实现了公路相通。二郎山公路隧道的贯通，使成都到康定的时间由过去的2-3天缩短到只需要5个小时。吃野菜不再是为了填饱红军战士和科学家的肚皮，早已成为大城市人们的一种时尚。
　 如今川藏线上的科学考察工作，也早已告别了“丐帮”时代。

难忘的人虫大战

　 这里说的人虫大战，是指过去科学考察队员经常会遇到的一件令人十分头疼的经历。
　 也是上世纪的六十至七十年代，川藏线上住宿条件极差，县以上城镇几乎都没有一处像模像样旅店，区、乡和农村则更不用提了。每天晚上一到住宿地，我便全身开始起鸡皮疙瘩，最担心莫过于当天晚上怎么能活得出来、我又将和哪一种“吸血鬼”大战三百回合。
　 原来，当时的旅店几乎都是砖木结构的老房子，由于卫生条件极差，一般的房间里至少都有几种以上的“吸血鬼”。它们中有虱子、跳蚤、臭虫，有的海拔低和潮湿的地方还有蚊虫，野外现场有小咬（一种很小的飞虫，最爱钻进头发里咬头皮）、草虱和牛虻。前3种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地区贫穷的代名词，用今天科学时髦的话来，属于“指标体系”中的硬杠子。在那年代每到一处的夜晚，不是和这一种“害虫”开战，便是和那一种“害虫”较量，让你休想睡上一个安稳觉。
　 比较起来，虱子咬人要“文明”一些，自古中国有一句俗话，“虱多不痒，账多不愁”，说的是如果一个人身上长的虱子多到一定程度，反而感觉不到痒了。因此，就算是睡在虱子多得起堆堆的旅店里，只要没有第二种害虫联合作战，当晚基本上还可以睡上一会儿。讨厌的莫过是，虱子不仅繁殖力极强，而且喜欢附着在人的衣裤和毛发上随身带走，只要一染上了虱子，很长一段时间也无法消灭干净。听有经验的老同志介绍，唯一的防御办法，是在睡觉上床时把全身脱得一丝不挂，然后，再把脱下的衣裤用一根细细的麻绳捆上，挂在房间里的天花板（四川话，即顶棚）上，第二天起床后先将全身清扫一遍再穿衣裤，这样便可防止虱子附身。
　 其次要说一说跳蚤。跳蚤这家伙十分讨厌，它不仅咬起人来比虱子狠，咬过的地方很快就会出现一串串的疙瘩，又痒又痛。最让人难受的是，跳蚤有两条结实的大腿，弹跳力极强，按身高比例计算，绝对称得上是昆虫中的跳高冠军，你要想抓住它并非易事。每当你刚一合上双眼，它便在你身上四面出击，等你起身抓它时，眨眼功夫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更何况它的体积比一粒芝麻还小，在当时昏暗的照明灯下，更是谈何容易。“十个指头抓跳蚤---一事无成”，常常用来形容某些人的工作方法不对，从而什么事也干不好，然而，我们经过不断总结，终于积累出一整套抓跳蚤的经验：当你感觉到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正在被跳蚤咬的时候（纯属经验，只可意会，无法用文字描述），便用一只手打开电灯或手电筒开关，另一只手的食指迅速在口中沾上一点唾沫，在掀开被盖的同时，以百分之一秒的速度，稳、准、狠地将它粘住，然后就地用力挤压，此时，它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只好乖乖束手就擒。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整个晚上让你如此反复几十次，恐怕你这个觉也就用不着再睡了。
　 最可恶的吸血鬼莫过臭虫，咬起人来又凶又狠，咬过的地方像一阵阵被烈火灼烧般的钻心痛，皮肤立刻会隆起形成1厘米多高的一块“台地”（大疙瘩），此外，一旦被你抓住，它便立即散发出一阵令人作呕的恶臭，真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与此同时，这家伙集体观念极强，常常对你群起而攻之，让你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那是1961年仲夏的一天，我到雅安地区出差，投宿在当时雅安市档次最高的“地委招待所”（现在的雅州宾馆）里，被安排在一幢老式的楼房218室。睡觉时为了防御跳蚤，我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刚睡下不久，便发现有“敌情”出现，早已“身经百战”的我，立即翻身起床，拉开电灯一看，不由得惊叫起来：“我的天哪！”只见我的颈部、腹部和大腿内侧上已经爬上了好几个臭虫，它们正在选择合适的柔软部位下口。放眼四周，一长串的“吸血鬼”，正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木制的床头接缝和墙壁的裂缝中鱼贯而出，就像一队队蚂蚁出洞。那一夜我收获甚丰，将上百个“战利品”一个个粘在墙壁上“示众”。天亮时，我想起《水浒》中“及时雨宋江”在浔阳江楼上提诗的故事，一时激动万分，拿出钢笔在墙上一处糊好的壁纸上随手写下了一首打油诗：“二楼218，想起心发麻；夜晚刚睡下，臭虫满床爬。小的小、大的大，一长串、密密麻；痒得心里慌，痛得火辣辣；呼吁招待所，赶快想办法。”
　 要是夜晚遇上三种“吸血鬼”联合行动，就是神经再坚强的人，恐怕都要被咬成精神分裂症。
　 现在的川藏线，高档次的星级宾馆不计其数，一般的县级城镇都有一、两个三星级的酒店，更不用说雅安、康定了。如今你就是出高价钱，想抓一只“吸血鬼”来做成昆虫标本，未必就能办到？

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天书

　 正如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教授所说：“大自然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天书。”几十年的川藏线考察，让我在这里学到了够我终生享用的丰富知识。川藏线穿越著名的横断山地区，在这里，你可以发现世界上多种不同植物区系交汇的现象，研究青藏高原的学者认为，横断山就像一把钥匙，让你去打开青藏高原那座神奇的宝库；你可以去研究植物群落在山地分布的规律性，去体验那“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感受。在川藏线上，我们不仅观赏到成百上千的奇花异木，还为《中国植物志》的编写、采集和发现了几十种新植物。百合科植物“飘拂黄精”的发现，更是带有一些传奇的色彩。
　 1982年5月，我们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横断山综合考察队，在位于贡嘎山东坡的海螺沟进行植被调查，大本营扎在海拔2200米一个叫的青石板的山沟。一天清晨，考察队队长、已故的我国植被生态学家刘照光先生和往常一样来到一棵大树下，他蹲在地上开始了每天清晨必须的“例行公事”（即：拉大便）。这是一棵树龄约四、五百年的山毛榉科植物苞石栎（Lithocarpus cleistocarpus）大树，胸径约1米，高约25米，墨绿色的树冠像一把巨大的华盖把树的四周遮盖得严严实实，几缕阳光从树缝中透下，又在铺满枯枝落叶的地面上画出几个金色的圆圈。这的确是一处理想的“方便”之处，不论天晴刮风下雨，在这里方便都可以不至于受到任何干挠。这时候，几滴露水滑过表面光滑的树叶，正好滴在他已经开始秃顶的头上，就在他下意识地抬了抬头，正准备挪动一下身体的位置的瞬间，他看见头顶上方几米高处的这棵大树的一枝斜生树杈上，倒悬生着一棵长约50厘米的小草，在徐徐晨风中前后左右不断地飘动，形态十分优雅。
　 最初，他认为这棵小草只是这里常见并附生在树干上的蕨类植物书带蕨，因此并未引起他的重视。随着小草不停地晃动，他突然看到在小草叶片腋下生长着几朵白色钟状的小花，就像一串串倒挂的小铃铛，凭着他扎实的植物分类学的功底和20多年丰富的野外考察工作的经验，他意识到眼前这棵飘动的陌生小草非同寻常，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定名的新植物。他立即找来随队向导，用一根长竹竿将小草从树干上厚厚的苔藓中戳了下来。随队向导告诉他，由于这种植物倒悬生长在大树上并随风飘动，自古以来当地老百姓就叫它“飘草”。不出所料，经过现场观察鉴定，初步证实了他认为是一种新植物的推断。
　 考察工作结束后，通过查阅资料，他和胡孝宏先生共同给这棵小草取了一个十分形象生动的名字— 飘拂黄精（Poliygonatum pendulum），确认该植物为百合科黄精属的一种新植物，后经我国从事百合科分类研究的专家认定，将飘拂黄精的分类地位上升为一新属，这无疑是一项有世界水平的发现。
　 飘拂黄精在海螺沟内分布于青石板附近海拔上下仅100米幅度的范围内，常常附生在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内的大树干上，除海螺沟外，随后又在云南省的高黎贡山发现。飘拂黄精不仅外形优雅，是一种优良的观赏植物，而且植物形态特殊，在百合科植物中极为罕见，加之它在植物地理学上的分布区范围十分狭窄，并呈不连续间断分布，因此，飘拂黄精对研究百合科植物的系统进化和植物区系的演变以及我国横断山地区的古地理和古气候的变化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在随后的时间，我先后陪同英、美和日本等国以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家到青石板考察，他们无一不对这种罕见的植物感到万分惊讶，《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维吉尼亚女士还把刘照光先生发现飘拂黄精的趣闻写成故事，发表在2003年《国家地理》第4期上。
　 有人也许要问，难道一种新植物发现的过程竟如此简单，要想成为一名植物学家似乎也太容易了吧！的确，世界上有许多科学的发现都存在于偶然之中，然而，这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却是在长期的科学积累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的飞跃。
　 川藏线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天书，激励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一字之差和了两项纪录

　 1970年，我们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四川薯蓣植物资源考察”。薯蓣是一种多年生的藤本野生植物，因其根状茎中含有一种叫皂苷的化学成分，是生产激素类药可的松、强的松和避孕药的原料。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由于国外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为了解决国内急需，由国家科委发文，在全国开展薯蓣植物资源考察，四川是重点工作区域，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考察工作正是沿着川藏线开展的。川藏北线一共分为4个小组，1小组负责甘孜县，2小组负责新龙县3小组负责道孚和炉霍县，我被分配到第4小组，负责德格县的工作。由于气候原因，根据考察队的统一部署，各小组必须在9月25目左右结束野外考察，到甘孜县集中总结，国庆节后返回康定县，再与川藏南线的稻城、乡城、理塘和巴塘的队员汇合，最后全队集中返回成都。
　 9月28日，我们和第3小组的队员都顺利完成了考察任务，按时返回甘孜县，准备等新龙县的队员一到，便立刻会师康定，就在马上要庆祝胜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29日这天，整个川藏北线出现大范围暴风雪，正当大家预感将有不测之灾之时，10月1日早上9时，当地邮局送来一份从新龙县来的加急电报：“回县途中，陈从马背摔下，头皮崩，腰骨折，无法返回”。电报中提到的陈，是指我们研究所的陈庆恒同志，一时间，整个考察队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之中。经过紧急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陈的伤情十分严重，因为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懂得，“腰骨折”意味着什么，最轻的结果也要落过全身瘫痪。当时，和陈同组的还有四川大学周洪富老师，周老师身体状况一直差，是考察队有名的“老吼包”（四川人对哮喘病人的形象称呼），他本人都需要人照顾，哪还有精力照顾伤员，考察队决定再派出两人前往九龙县救援，我和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的赵佐成同志主动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这里顺便要多讲几句周老师，当年为了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他身患致命的哮喘病还坚持上高原工作，无不令人万分敬佩，这在今天看来是不敢想像的，以至于不久，年仅40岁的他便与世长辞了，这不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甘孜县距九龙县110公里，原来有公路相通，由于暴风雪引起塌方，两县之间的交通和有线通讯已全部中断（要是像今天这样能用手机多好），只能步行前往，此时，考察队最好野外装备只能是每个一件老羊皮大衣和一双绿色军用胶鞋。为了尽快见到战友，容不得多想，我们带上几个干馒头、两小块卤牛肉便上路了。考察队的一辆小车把我们送到大约15公里外的甘孜县拖坝乡，便再也无法开动，驾驶员抱歉地说道：“下面这90多公里，只能靠你们的双脚了！”
　 可以想像，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冒着扑面而来的风雪、在零下10 的气温中赶路，真可谓举步为艰。傍晚时分，我们走到距新龙大约50多公里的大盖乡，考虑到晚上行路危险，便到当地乡政府，请他们找了两名藏族老乡带路，重新开始了夜行军。上半夜，我们还可以咬牙支撑，经过10多个小时的行走后，到了下半夜，两条腿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不听使唤了，这时，由于高原缺氧，我呼吸感到困难，心口开始一阵阵绞痛，10多斤重的皮大衣压得我喘不过气，恨不得扔进一旁的雅砻江中。至今我都想向不出，那一夜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仿佛记得，每走一步，心里便默默地数着一个数字，大约数上2千次，便相当于1公里。在距新龙县城10余公里处时，两个带路的老乡全给累趴下了，他们躺在雪地上，无论我们怎样请求、吼叫、直至答应加倍付给工钱，他们都表示打死也不肯再走。没办法，我们只好继续前进，好在此时天边已开始露出一缕缕鱼腹色的光亮。
　 不知道又数了多少万次，我终于看到了新龙县城，当我们快要走到陈庆恒同志住的县政府招待所时，内心不由得矛盾重重，一方面既想急于看见他，了解他的伤情，另一方面又不愿看见他瘫痪在床上，怎么回去向他的家人和研究所领导交待，怀着这样的心情，最后不到500米的路程，我们竟整整用了1个小时，当我们走到招待所大门口时，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上午9时，随着当地一个干部模样的同志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一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熟悉身影站在招待所大门边四处张望，（事后知道，昨天他们收到从甘孜县发来的电报，知道我们今天到，一大早便站在招待所大门等待了），老远我就认出他就我们要见的陈庆恒，我带疑虑鼓足最后一点力气，大步走向他面前问道：“你腰骨摔断还能站立吗？”他没好气地反问：“谁说我腰骨摔断，你在咒我吗！”我立刻拿出电报说：“上面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吗？”他顿时傻了眼，连忙摸出两天前周老师草拟的电报底稿说：“上面不是写的是腰骨伤吗！” 我们立刻意识到此事纯属误会，一定是甘孜县邮电局的译电员把“伤”字误译成了“折”字，开了我们一个小小的玩笑，让我们一天一夜赶了近200里高原山路。
　 此时，23个小时在海拔3000米高原上冒着风雪长途跋涉的疲惫、寒冷、饥饿和愤懑一齐涌上心头，我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倒在地上。在众人的掺扶下我走进屋内，老陈和周老师赶快冲了一大茶缸白糖开水（几乎喝光了他们两人一个月的配额）叫我喝下，又拿来馒头叫我们充饥。待我们喝光吃光后，立刻蒙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被叫醒。那一夜，是我有生一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能够打破在高原上一天行走200里的纪录了。
　 另一项纪录是陈庆恒同志创造的，据九龙县罗思英医生告诉我，是他为老陈做了头部伤口缝合手术，由于当时外科手术室已有伤员正在手术之中，为了抢时间，医院决定把他的头部手术安排在妇产科进行，由此诞生了川藏线上男性科考队员进产房的纪录。据了解，至今还没有人打破。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漫长

　 地球的陆地上，绝大多数地方的山脉都呈东西走向，仅有位于西半球美国的洛基山脉和东半球中国的横断山脉呈南北走向，形成了十分特殊和与众不同的自然景观，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川藏线穿越的横断山地区，在地质历史上位于古老的康滇古陆，自2.5亿年以来一直未被海水俺没，为古代生物的繁衍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200万年的地质年代第四纪以来，由于南面的印度板块向北漂移，腑冲至欧亚板块之下的速度加快，青藏高原迅速抬升形成气候的垂直变化，使这里生物种群在适应环境变化中，不断演化出新的种类。悠久的地质历史和复杂的自然环境，使我们在川藏线上不仅可以看到美妙奇特的自然景观，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特有生物种类。这里分布着大约600种以上的脊椎动物、5000种以上的高等植物，其中有10%的种类为本区特有。不少种类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物种，如动物中大熊猫、金丝猴、牛羚、白唇鹿、雪豹、矮岩羊，植物中的珙桐、康定云杉、独叶草、四川牡丹、西康木兰、五小叶槭、飘拂黄精等。自17世纪以来，这里便成为西方世界各国冒险家的乐园，并公认这里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大量的奇花异木从这里被引种到国外，如杜鹃、报春、百合、槭树、冷杉、云杉等，成为西方园林中的珍品。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大自然无限度地索取，这里和其它地区一样，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曾经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川藏线无疑成为这一历史最有力的见证。自川藏线通车至1998年，一车车木材，药材、牛羊和矿石从这里不断地向外运送，在支援了国家建设的同时，大片的森林消失了、药材枯竭了、草场退化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每到秋末冬初，便是川藏线上野生动物的受难季节，一批批职业的狩猎者，他们携带着最先进的自动武器，开着汽车来到这里，在他们经过之处，雪豹倒下了、白唇鹿倒下了、马鹿倒下了、旱獭倒下了…… 一车车战利品被送到外地成为盘中之餐，野生动物的鲜血，在川藏线上洁白的积雪中，显得格外注目。
　 近年来，随着国家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自然保护等工程的实施，川藏线迎来了它生命中的春天，曾经的荒山秃岭，又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机。从上世纪70年末期开始，我便致力于自然保护工作，感到欣慰的是，川藏线上很多自然保护区，都是由我们首先提出并通过努力而建成的，著名的有已加入“人与生物圈”网络的亚丁自然保护区，贡嘎山、察清松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海子山、新鹿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等。
　 然而，川藏线上的自然保护的路还很漫长，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发生在康定县的一件往事，至今仍使我耿耿于怀。康定县是川藏线上的重镇，地域辽阔，占据了横断山第一高峰海拔7556米贡嘎山北坡和西坡的主要地段，这里不仅地形气候条件复杂，而且植物种类也十分丰富，不少属于贡嘎山地区的珍稀特有种类。近百年来，以康定命名的新植物多达20余种，如康定岩蕨、康定贝母以及康定云杉等，是世界上著名的植物模式标本产地。
　 1906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位于贡嘎山北坡的康定县榆林宫采集到一种罕见的云杉属植物。最初，植物分类学家根据其形态与1899年采集到的丽江云杉相似曾将其列为丽江云杉的一个变种。后又确定为一个独立的新种，取名叫康定云杉（Picea montigena）。
　 康定云杉是贡嘎山地区随青藏高原抬升后物种强烈分化的种类之一，其分布区范围仅限于康定县榆林宫。这种植物对研究青藏高原隆起与物种演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1984年被确定为我国首批二级重点保护植物。然而，遗憾的是，在它被发现的近80年来，除了最初采集到的几份标本外，竟连一张黑白照片都没有留下。在后来的几十年间，由于该地区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从事植物系统研究的植物学家和林学家都曾来这里考察，均未再发现它的踪迹。
　 1983年，我受《中国植物红皮书》编委会的委托，负责寻找和拍摄康定云杉的彩色照片，当年9月，我们在原康定县农业区划办公室陈茂林的陪同下，经过几天艰苦地搜寻，终于在榆林乡老榆林村一户农舍旁边发现了一棵仅存的康定云杉。这棵胸径65厘米，高25米的大树是这家农户的风水树，在征得大树主人马老太的同意后，陈茂林爬上树梢采集了一些标本。当天，我们拍摄到了康定云杉带果枝的照片，并刊登在后来出版的《中国植物红皮书》第一册上，照片登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001年5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派记者到四川西部采访，请我陪同他去拍摄康定云杉的照片。我打电话联系到当时已担任康定县副县长的陈茂林，他却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早在10年前马老太80岁生日之时，这棵大树已被砍掉为她做了寿木。6月初，两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到达康定，当他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仍然坚持要求看一看大树被砍伐的现场。
　 第二天，在陈副县长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位于康定县城南边的老榆林村。在一幢新建的藏式房屋里，我们找到了年近90高龄的马老太，老人家身体硬朗，思维清晰，竟然能回忆起我们18年前来此拍摄照片的事。马老太带领我们来到她家的自留地，找到了当年那棵大树留下的树桩。看着己经腐烂的树桩，我眼前仿佛呈现出10年前那伤心的一幕，听到大树被砍伐时痛苦的呻吟。也许，世界上的最后一棵康定云杉大树就这样倒下了！
　 此时，马老太突然从我们面前消失。返城途中，我们路过她家，本想去和老人家打个招呼，却见大门紧锁。在门口玩耍的几个小孩告诉我们说：“老奶奶刚走，到她的女儿家去了。” 我们赶忙追上前去，但追了很长一段路也不见人影。我们分析，一定是看见陈副县长带来了一大群人，其中还有两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她在为砍树的行为后悔和害怕了，于是叫她的孙子把她自已反锁在屋内。为了不给老人家心理上的压力，我们迅速离开了村庄。
　 今天看来，这种乱砍珍贵树木的蠢事也仍旧不能阻止，在川藏线的沿途，不合理的建设工程在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的大帽子遮掩下，正在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带来新的灾难。川藏线上生物多样性保护任重道远。

怀念川藏线上的战友

　 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植被生态学、植物资源学和自然保护等领域的科研工作。我所在的科研小组叫“植被组”，或称为“生态地植物组”，人数最多时共有10个人，第一任组长便是前面提到的已故植被生态学家刘照光先生。如今，原科研小组的人只剩下5个了，其余的战友，因各种疾病，一个又一个离开了我们，他们再也不能看到川藏线上日新月异的变化。
　 为了缅怀在川藏线上曾和我一道工作过的战友，让我简要对他们作一介绍：
　 唐贤能，男，195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理系，同年到我所参加工作。1959年在康定染上急性肝炎，后因积劳成疾，1975年死于肝硬化腹水，年仅39岁。他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老师，工作努力，为人忠厚，但不善言辞。偶尔，他也学着和其他人开一两句玩笑，但由于有一口浓厚的重庆江北音，常常引来哄堂大笑。
　 王仲良，男，1960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园艺系，同年到我所参加工作。老王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人心细过甚，还善于缝补浆洗，甚至连毛衣都会织，对人谦逊，因而人缘极好，从未见过他有生气的时候，是我们科研小组的副组长和公认的内当家。1981年因胃癌逝世，时年43岁。
　 倪炳炽，男，195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1960年调来我所。倪老师在学术有很高的造诣，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草原学家。他教会我怎样去认别植物，然而，自己却不会去识别身边的人和事，就像著名小说《牛虻》中的主人公亚瑟一样，因过分轻信而终遭不测，从此性格变得孤僻，亦不愿与人交流。长期在高原出差患上肺气肿，1990年，因心肺功能丧失而逝世，年仅57岁。
　 王清泉，男，小学文化。1965年参加工作，先在我所当农场工人，后调至植被组担任植物标本采集工人。工作积极主动，更愿乐意助人，野外工作中很受藏区群众欢迎，大人小孩都喜欢和他交往。1998年因高血压突发病逝，时年50岁。
　 刘照光，男，195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同年到我所参加工作。在所里，他从课题小组组长一直任职到研究所所长，他将一生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是我国著名的植被生态学家，也是深受全所同志爱戴的一位领导。他关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四川甘孜、阿坝、凉山三州的领导和群众中有很高威望，人们至今仍然怀念他。在几十年的工作积累中，他提出了“建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战略构想，为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2002年因肺癌晚期导致全身扩散逝世，时年68岁。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领导曾号召全省人民向他学习，被誉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近30年来，这些平均年龄不足50岁的战友们，一个个英年早逝，再一次证明了科技界中知识分子的悲哀。。从自然中走来，又回到自然中去，瞬息间便走完了轮回的历程。我亲手执笔为他们每一个人写了讣告，又是我，为他们一一操办完了后事。送别时我告慰他们，你们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终于可长久地安息，不再为争取项目而四处奔波了。从自然中走来，又回到自然中去，终于走完了生死轮回的历程
　 不会忘记，刘照光同志临终前断断续续地对我说道：“我死后…… 请把我的骨灰…… 撒到泸定海螺沟和茂县生态站……” 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科学家，直到他临终时也没有忘记曾经工作过的川藏线。根据他的遗言，我们将他的骨灰埋在了海螺沟的青石板，就在当年他发现“飘拂黄精”的那棵大树下。
　 近几年我在川藏线考察时，我都要来到海螺沟，在青石板的河滩上，一边为老刘烧上一堆纸、一对蜡、三柱香，一边面对前方的大树大声呼喊：“老刘，我们来看你来了！”，这声音穿过树林，消失在山谷密林之中，也透进树下泥土里。有时，我也会对着那圣洁的雪山、茫茫的草地、莽莽的林海和幽深的峡谷，含着热泪，高唱一曲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怀念战友”：“当我永别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也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 我用歌声，来寄托对川藏线上战友的哀思！一阵声嘶力竭的发泄之后，我的心又才慢慢变得平静。
　 我是一个幸存者，眼前经常浮现出战友们的音容笑貌，耳边时刻响起他们熟悉的声音。仿佛听见他们在对我说：“你要完成我们尚未做完的工作啊！” 因此，倍感肩负的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