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历史简介

　　 川藏线上的科学考察查和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期。中国西部横断山地区神秘的传统文化、奇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引起了西方大国的重视和兴趣，为推行殖民主义的政策，他们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冒险家进入中国西藏东部、云南西北部和四川西部进行科学考察以及通过传教活动收集动植物标本。
　　 到该地区从事自然地理、动植物采集考察的西方人中，有俄国人普尔热瓦斯基（1855--1870）、波塔宁（ 1892）、伯列诺夫斯基（ 1892-1895）、柯兹洛夫（1899-1900）,英国人普拉特（1892）、巴列依（1904）、威尔逊（1903-1908），法国人达维（1867-1874）、狄拉瓦依（1870-1874）、亨利（1890），德国人费尔其列尔（1903-1905）、巴普赫姆（1909）、维哥尔德（1914-1924）、霍恩（1934-1936），奥地利人奥尔良.享利（1902）、韩马迪（1914-1918）、瑞士人埃蒙霍夫（1930）以及美国人查培(1907-1909)、福雷斯特（1917）安德耶伍斯（1912-1922）、罗斯福兄弟（1928）、洛克（1928-1929）、葛维汉(1923-1930)、史密斯（1930-1938）、杜兰（1931-1934）等。地处横断山地区的川藏线上各种奇妙的动植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这里采集了许多西方科学尚未认识到的新种，以至于大量的动植物的拉丁学名都是由西方人定名的。
　   位于川藏线上的四川宝兴、康定、泸定、理塘、道孚、巴塘、拉萨等地，成为他们活动的重点地区。在川藏线上考察和采集动植物标本的西方人中，以法国人阿尔芒.戴维（Armand David ）、英国人爱尔列斯特.威尔逊（Ernest H.Wilson）、和美国人约瑟夫.洛克（Joseph.F.Rock）等的时间最长，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也最大。他们在进行考察活动的同时，对当地的自然地理和野生动植物进行了研究，留下了一大批考察的珍贵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川藏线上社会发展历史和自然资源仍然具有重要的考考价值。
　　 中国科学家对川藏线的考察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些冰川学家、地理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林学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采集考察。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郑万钧教授，于1930年在进行西康松杉植物及森林类型考察时，对贡嘎山东西坡都进行了考察。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和果树分类学家俞德浚教授于1936年在考察木里、九龙时，经过瓦灰山、子梅山，直达贡嘎山主峰脚下的贡嘎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著名的冰川学家李承三、李春昱和崔之夕，分别于1935年、1947年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康定、道孚等地的冰川特征进行了考察。1939年，四川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的周尧等，对康定等地进行了昆虫考察。
　　 对该地区大规模综合考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南水北调综合考察、1981－1983年中国科学院横断山综合考察，是两次参加人数最多、专业最全面的综合考察，为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积累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刘照光、胡孝宏、印开蒲等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川藏线上考察次数最多、时间持续最长的科学工作者。从1958年至今，该所先后在该地区开展过“四川野生经济植物考察”、“四川薯蓣植物资源考察”、“四川茛菪植物资源考察”“四川植被考察”、“横断山植物考察”、“四川珍稀植物考察”等专项研究工作，并先后在九龙、泸定建立了生态定位观测站，编写出版了《四川野生经济植物》、《四川植被》、《贡嘎山植被》等专著。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自1981年以来，在贡嘎山地区开展了自然地理和冰川考察，并在泸定海螺沟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高山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
　　 此外，四川林业勘察设计院教授管仲天、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颜济、杨俊良、杨光辉等，也到这里进行过森林和植物考察。
　　 近20多年来，中国政府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到川藏线从事生物多样性考察研究的西方科学家和国际组织越来越多。随着世界各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共识，川藏线上又一次成为全世界生物学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共同关注的热点地区。

法国传教士达维在宝兴的传奇

　　 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市出发，沿川藏线向西进发，经新津、邛崃、名山、雅安，便到了天全、芦山、宝兴三县交界的“金三角”地区。从金三角向北行30余公里，就是被称为“熊猫故乡”的宝兴县城。
　　 宝兴地处我国横断山东北部，大渡河的支流青衣江上游地区、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复杂，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1867年，随着一位年青的法国传教士戴维神父的到来，使这个位于夹金山脚下千百年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很快便成为蜚声世界的动植物模式标本的产地。
　　 1826年，戴维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小镇，他从小酷爱自然并对探险活动情有独钟。在他少年时代时，从前人的著作中了解到，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他便立志前往。然而，对于一个贫穷家庭出生的孩子说来，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毅然决定从事教会工作。因为在当时，只有通过被教会派往东方传教，才能获得这种机会。
　　 1862年，36岁的戴维如愿以偿被法国天主教会派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传教。1967年，戴维第二次来到中国，被安排在成都华西坝的天主堂工作。然而，成都平静的生活，不符合这个酷爱自然的年青人的初衷，不久，身兼传教士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采集员两个职位的戴维，在他中国教徒的帮助下，设法来到距成都西边200公里的穆坪（今天的宝兴），成为夹金山脚下邓池沟教堂的第四代神父。
　　 在宝兴供职的6年中，戴维的工作十分努力。除传教外，他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在从事自然考察、动植物标本收集和命名等工作上，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宝兴发现33种哺乳动物新种、37种鸟类新种，发现的高等植物新种超过110种以上。他对大熊猫、金丝猴、珙桐等物种的发现，更是使确立了他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的地位，使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达到了光辉的顶峰。1874年，回到法国的戴维发表了他在中国的采集日记，立刻轰动了西方世界，一时间，中国四川宝兴快成为全世界生物学家关注的热点。
　　 1869年3月11日，戴维在他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描述：“在返回教堂的途中，这条山谷中的主要土地占有者 ，一个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用茶点。在这个异教徒的家里，我见到一张展开的，那种著名的‘黑白熊’的皮，这张皮非常奇特，我的猎人告诉我，我很快就一定会见到这种动物。我听说猎人们明天就出发到野外去猎杀这种动物，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 戴维日记中所说的新这个新种，就是现在世界著名的动物大熊猫。
　　 1869年5月4日，戴维的助手捉到一只活的大熊猫，他决定尽快运回巴黎，由于路途遥远艰辛，大熊猫死于途中，戴维只好将皮送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然而，有趣的是：当人们看到这张皮上生着一张圆圆的大白脸，脸上又长着两块黑斑，仿佛戴着一副墨镜时，一致断定这张皮是人为制造的假皮。戴维据理解释和争辩，然而，面对这些自以为是和孤陋寡闻的绅士们所得出的武断结论，他也只能是哭笑不得。后经博物馆主任米勒.爱德华研究，确定这种动物既不属于熊，也不属于猫，而是一种与40多年前在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熊猫近似的动物，并正式定名为大熊猫。从此，国际上开始了对大熊猫的猎取和研究热潮。
　　 戴维日记中对金丝猴的描述同样令西方世界大为惊奇：“这种猴色泽金黄而可爱，身体健壮，四肢肌肉特别发达。面部奇异，鼻孔朝天，几乎位于前额之上，像一只绿松石的蝴蝶停立在面部中央。它的尾大而壮，背上披着金色的长发，长期栖息在最高雪山的树林中”，“这简直就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中神的化身，是令人推崇的理想产物”。
　　 上天总是偏爱热爱大自然的人。也就是在1869年5月初的一天，戴维和他的助手来到邓池沟北面的一条山谷中。四周群山怀抱，路边清泉流淌，他们一边走一边采集了几种正在盛开的报春和杜鹃花，不时又停下来四处张望。蓦然间，他看见前方不远处，一片片白色硕大的“花瓣”，在生长有桑叶般大小树叶的树丛中迎风起舞，宛如白色的鸽群栖息枝头。这情景让这个长着一脸大胡子的老外惊呆了，他知道这一定又是一种从未被定名的新植物，急忙叫助手采集了标本。当标本带回法国后，被定为一个新的植物种。1900年，英国维奇园艺公司便派威尔逊从中国西部采集到珙桐的种子，几年后，珙桐在大洋彼岸开花，从此获得了“中国鸽子树”的誉，成为世界著名的观赏树。为了纪念戴维这一贡献，植物学界用戴维的姓氏作为珙桐的拉丁文属名，即Davidia。
　　 1872年，戴维被授予法国科学院院士。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神职人员的他，却以其自身的研究成果，动摇了“上帝造物”的结论。

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的康定情结

　　 英国人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威尔逊，1876年出生于英国契平开普敦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89年，年仅13岁的他因家境贫寒辍学当了一名学徒花匠，随后，他进入英国著名的皇家植物园丘园，一边学习，一边继续担任花匠。
　　 1899－1911年，他受聘于英国维奇花卉公司和美国哈佛大学，先后四次进入中国西部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一共收集了65000多份的植物标本(共计4500种植物)，并将1593种植物种子和168种植物的切根带回了西方。著名的观赏树种珙桐和王百合，就是威尔逊采集到种子和鳞茎后在西方各国普遍栽培的。具有重要经济植物猕猴桃，也是威尔逊带回西方后，成为新西兰一项重要的支柱产业。
　　 在他采集到的植物中，由他命名或以他的名字的新种多达200种以上。在他的著作中，把中国称为“世界园林之母”，他为西方世界的现代文明和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西方人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1899年，威尔逊第一次到中国的目地，是准备到宝兴采集珙桐的种子，后因当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局势动荡，他未能到达中国西南部腹地。1903年，为了收集一种在西方称为“黄色罂粟花”（Meconopsis integrifolia）的美丽花卉植物（全缘绿绒蒿）的种子，威尔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国西部之行。早几年前，另一个英国自然科学家普拉特曾在康定采集到这种植物标本，并对其开花时呈观出来的无比华丽的姿态作了详细地描写。
　　 威尔逊从美国乘船首先到达我国上海，随后继续乘船沿长江和岷江而上，经宜昌、重庆、宜宾到达乐山，再沿中国西部“茶马古道”经汉源、泸定到达此行目的地康定。威尔逊在他日记中写道：“康定是一个藏族和汉族人混居的小镇，四周没有城墙，石扳铺成的街道上布满了汗垢。” “这里也是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外地商人用砖茶、烟草和低档的珠宝到这里来交换羊毛、麝香、黄金和药材。”
　　 6月21日，他根据普拉特的记录，向康定以西的折多山进发。他们沿着从雪山上流下的折多河边的小路，到达海拔3000米处的一片草地，由于冰雹的袭击和严重的高原反应，只好就地宿营。夜晚，他们借宿在当地农户一间漏雨的破房内，一会功夫，屋内的地面上便变成一片沼泽。在他的日记中，十分幽默地描写了当晚发生的情况：“当我一躺下，一滴雨水便落进我的眼睛，我翻了翻身，一滴雨水又落进我的耳朵，我翻来覆去都逃不开。” 天亮前夕他被冻醒，发现盖在身上的毛毯早已滚落到地上，毛毯下面不停地传来一阵咯、咯、咯的叫声，他好奇地掀开毛毯，发现下面竟然还躲着4只冻得瑟瑟发抖的鸡。
　　 第二天，他们继续向高处进发，到了海拔3300米一处开阔地带，他一眼看见就在不远的前方，一株“黄色罂粟花” 正在盛开。黄色下垂的花瓣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绸缎般的亮丽和刺眼，像一面飘拂不定的彩旗。此时的威尔逊，早已忘掉了长途跋涉的疲惫、高原缺氧的难受以及昨晚“与鸡共眠”的气愤，快步走到跟前并跪在地上，激动万分地用双手捧起这美丽的花朵，紧紧地贴在胸前。秋天，威尔逊专门派人到这里，成功地收集到了种子。从此，全缘绿绒蒿便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观赏花卉。
　　 威尔逊先后三次到达位于川藏线上的康定、泸定、丹巴、荣经、汉源、石棉等地，采集了上千种植物标本，其中包括有20多种新植物，如：康定云杉、川西云杉、黄果云杉、小檗叶石楠、细梗蔷薇、华西蔷薇、木帚栒子、泡叶栒子、狭叶牡丹、晚花铁线莲、康定木兰、西康木兰、康南杜鹃、凹叶杜鹃、毛蕊杜鹃、多叶小漆树、泸定百合、香海仙报春等。
　　 威尔逊回到英国后，维奇公司特地用5块纯金片和41颗钻石，制成“黄色罂粟花”形状的一枚胸针，作为对他的奖励，以表彰他从中国引进新植物和对园艺学的伟大贡献。
　　 1906年5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同一天，他采自康定的一种报春花属植物也开花了，他将孩子取名为Muriel primrose ，这种植物因而也命名为--香海仙报春（Primula Wilsoni），又称为威尔逊报春。

美国探险家洛克的贡嘎山之行

　　 1884年，洛克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贫穷的仆人家庭。在他6岁时，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对他又十分严厉，因而从小使他变成一个性格内向的少年。父亲一心想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然而他在课堂上却老是心不在焉，一心幻想着四处去旅行。这位出生于音乐之都的少年，向往的地方竟是遥远东方神秘的中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努力自学包括中文在内的外语，衣服口袋里塞满了写着汉字的卡片，甚至上床睡觉时也仍在背诵单词。
　　 大学预科毕业后，他一边打工一边到欧洲漫游。1905年，他来不及仔细考虑便受雇于一艘邮轮，当上了一名船舱服务生，稀里糊涂从欧洲到了美国。1907年，他身无分文的到达了夏威夷，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由于他的语言天分和对植物学的兴趣，他先后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授拉丁语和植物学，教学之余，他还详细调查了夏威夷的动植物群落，撰写了5本专著和几十篇论文，不久他便成为这里植物学研究的权威。
　　 1920年，他被美国农业部聘为农业考察员，并被派到远东。1922年，他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来到中国。在随后29年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西部从事探险、动植物收集以及纳西族语言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在洛克对中国的部的探险活动中，他对川藏线上贡嘎山的考察，是他一生中最令他难忘的事件之一。
　　 1925年，洛克到了成都，一个传教士告诉他说，在成都的西南部有一座高山，它的高度接近珠穆朗玛峰，在成都平原天空晴朗的日子能清晰地看到它的靓影。这个消息足以令洛克这个“探险狂人”兴奋不已。1928年6月，当他在木里西北边的小贡嘎山（今天的亚丁）探险时，站在一处山脊上向东北方向观看，望远镜的镜头中隐现耸立着一座白色的金字塔山峰，他知道这就是他梦寐以求贡嘎山，便决定在第二年前往探险。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29年3月，他带上一只由20多个纳西族卫士、46匹骡马以及可供7个月的给养组成的探险队，离开他在丽江的总部向东北方向出发了。他首先到达了四川省木里县的康坞大寺，拜访了当时的木里土司，交谈中土司问了他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国动物园里有龙吗？”当洛克回答没有时，土司惊奇地又说：“那是什么东西制造出了‘雷’呢？” “是龙的鳞片颤动刮起大风从而制造出雷的吗？”离开康坞大寺时，为了保障探险队的安全，木里土司特地从自己的军队中挑选了10个藏族士兵，护卫洛克一道前往贡嘎山。
　　 考察途中，他们在木里县一个叫麦地龙的地方扎营时，当地村子里的妇女从峡谷中背着水攀登上2000英尺高的悬崖，为考察队提供了生活用水，这令洛克十分感动。在雅砻江边一个村庄，几乎全村的村民都出动了，用两个独木舟捆在一起运送物资，帮助考察队顺利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雅砻江。一路上，他们克服了暴风雪、冰川、激流、干旱以及高原缺氧带来的重重困难，在考察队全体队员的努力和沿途藏族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位于贡嘎山西坡的康定县玉龙西。
　　 考察途中，除了遭遇到重重的困难外，洛克也欣赏到中国西部横断山地区奇特的自然景观：壮丽的雪峰，幽深的峡谷，葱绿的草原，变幻莫测的气象以及由云杉、冷杉和杜鹃组成的美妙森林。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和激动。
　   在玉龙西的莫溪山上，当洛克第一眼看到雄伟壮丽的贡嘎山主峰时，他惊讶万分。在日记中这样描写道：“它的主峰，像一座金字塔一样鹤立鸡群地在它的姊妹峰之上，高耸着直冲苍天。” “景色如此壮观，难以用语言来描它那非凡的全景。” “作为第一个白人，我站在这里享受着如此美景。”
　　 当年9月，历尽艰险后的洛克返回了他设在丽江的考察队大本营。这次考察收获甚丰：他们一共采集了几千种植物标本、700多种鸟类标本，拍摄了240幅在当时来说最昂贵的天然彩色照片和530幅黑白照片。
　　 此外，洛克还对贡嘎山主峰的高度进行测定，他沿着贡嘎山脚整整绕行了三圈，用他自己的方法，得出了一个不甚精确的结论。他在给“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电报中说：“明雅•贡嘎的主峰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她海拔30250英尺（相当于9210.52公尺）。发现和测量者—洛克。” 华盛顿协会总部的专家拒绝按洛克测得的高度定位，因为他们用更科学的方法测量并证实，贡嘎山主峰高度应为24900英尺（相当于7581.50公尺），比洛克测量的高度低了1英里多，这一高度与现在公布的贡嘎山主峰7556米的准确高度十分接近。
　　  尽管如此，洛克对贡嘎山的探险仍旧取得了巨大成功，除了他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外，尤其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师，拍摄出的几百幅高清晰度照片，至今让每一个当代的摄影家看后都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