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八载艰难探索
几度艰辛跋涉
在物质贫乏的岁月
以科研支撑中国发展的希望
在百废待兴的年代
以激情助力中国前进的步伐
八载创业路漫漫
称谓改，容颜换，生物所人志更坚
用青春点燃科学火种，风雨中科研之火代代相传
以热血守望科学信仰，岁月里信念之光生生不息
对于所有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人来说，1958年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所有行业都在那一年竞赛跃进花朵的绽放。就在这一年的秋末时节， 在中国西南的重镇——成都，中国科学院的奇迹也在发生着，并从此影响了“天府之国”在随后50年的科技发展道路。
1958年11月11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以（58）川办字第0722号文件发出《关于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的通知》。两天后的11月13日，在成都市红照壁大礼堂隆重召开的“四川省首届科学技术工作跃进大会”上，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 并同时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自此以后的50年里，生物所虽几次更名，但每年的11月13日就成为生物所的建所纪念日。
时间回溯到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成都会议”。 会上作出了“关于在各省、自治区和专区建立科学机构和地质队的意见”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中央提出在全国各省、区建立中国科学院的分院。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随即在中共四川省委二届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筹备组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 并任命时任四川省建委主任和建设厅厅长的马识途同志负责筹建工作。
根据马识途同志的回忆，当时全国正响起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他根据上级的指示，从建设厅要了十余名行政干部，开始了筹备工作，并于当年7月1日宣布成立了筹备处。上级党政部门给筹备处拨了一笔钱，并调来一批虽然不熟悉科研工作，却是立场坚定、干劲十足的老红军作为领导骨干，又把一个现成的中药研究所划过来，还从大学里调来一些科研技术骨干作为技术力量的基础。同时，从几所理工大学分来了500名学生，作为各研究所的“兵”。最初，筹备处设在省建设厅的一栋大楼里。与此同时，在华西后坝田野上的建设工程也开始上马。人们除了平整土地、修筑道路、接通水电外，还搭起一些简易工棚作为各个研究所的临时办公场所。从1958年7月到年底的5个月中， 用新建、接收、合办等办法，搭起了农业生物、化学化工、中医中药、数学、物理、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采矿冶金、机械动力、水工电力、地质石油、林业和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等十六个研究所，以及一个图书馆和一个金工厂的架子。
黄国英（1904—1987）：山西省山阴县人。1958－1968年任研究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1926年毕业于太原农业技术专科学校，1936年加入牺盟会投身革命，1940年到延安。先后任延安农作物技术站技术科长、民大二分校总务科长及延安农场二分场场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军南下入川，解放后任四川省农业厅军代表。1958年受命组建生物所，率领全所科技人员和干部职工，勤奋耕耘，艰苦创业，为生物所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0年复出后任所革委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生物所作为当时组成四川分院的首批研究所，亦是在马识途同志的亲自指挥下筹建的。当时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为组建农业生物研究所，经省委及有关部门同意，从省农业厅、西南农科所、四川大学、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等单位选拔了一批专家学者和科研骨干，并从省级有关部门抽调管理干部和专业人员，从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南充师范学院及省内各地大、中专农校和农技校招收了24名应届毕业生，组成了一支40余人的队伍。这40余人的队伍从1958年8月起陆续汇集成都，到罗锅巷临时办公地点报到。由于当时新任所长黄国英同志在京参加农业部干部培训班学习未归，由李仕勋同志负责代理召集。新进所人员一到所便投入到科研和建设的第一线，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创业道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生物所各学科的奠基人或领导者，为研究所的创立、发展和壮大贡献了毕生的心血。而今，1958年创所的40余人当中，已有20余位先驱先后调离或去世，仍有20位前辈在生物所离退休，享受健康舒适的晚年生活。
最初的团队
1958年调入生物所的人员包括：老红军刘全科（任副书记），从西南农科所调入的李仕勋、张东白、周本寿、吴衍庸、裴炯文等；从四川大学、西南农学院和四川农学院调入的张先婉、叶方银、王高碧、肖永贤等；来自绵阳行署办公室的仇镛（任所行政秘书）；来自省农业厅的陈光谦（海归学者）和董健，从省人事厅、劳动厅、峨嵋中药学校调入的刘廷树、杨亚滨等；从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等高校招收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刘照光、陈玉谷、高宝莼、刘惠卿、溥发鼎、刘之慧、郭世则、陈梦玲、刘大江、唐贤能、税有信、颜昌轩、刘期桂、夏祥卿等14人，从大中专毕业生中招收的袁明生、王朝芳、敖栋辉、何立明、陈学良、张仪裳、张仕钧、王明义、肖承元等10余人。正是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科研业务骨干和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组成了生物所最初的创业团队。
在建所初期，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生物所的办公场所最早在成都市罗锅巷1号，1959年7月搬迁到红星南路省委党校大院（现新南路），两个月后又搬到了陕西街11号省教委大院内暂居。1960年9月迁至学道街39号省科委大楼中（现省科技厅），并在此度过了相对稳定的6年。1966年10月，生物所才迁至刚刚有点雏形的华西坝园区（现在的科分院），走上了“正规化”的建设道路。 华西坝园区开始建设于1959年底。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生物所科研大楼从规划选址到建成启用整整用了7年时间。在最初6年多的创业阶段，由于“居无定所”，搬迁频繁，生物所的固定装备少得可怜，用几辆平板车就可完成搬家大业，但这样的艰苦条件并没有影响创业者们的高昂斗志，他们在这段创业的时光中凭借着自己的顽强与坚韧，为生物所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谱写了一首首为后人传诵的诗篇。
生物所成立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此建所的目标首先是服务于当时的国民经济建设，特别是为四川省的农业生产服务。1958年11月25日“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印章的正式启用标志着生物所在建所初期就确立了以农业为主导研究方向。1959年生物所迅速完成了组织机构的建设。1959年3月21日，中共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支部委员会成立，黄国英为书记、刘全科为副书记。同年11月12日成立了生物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叶方银，副主任委员为王高碧。同时，建立了3个行政管理部门（办公室、人事科和计划情报组）， 10个研究部门（作物研究室、植物研究室、土壤研究室、畜牧研究室、生理植保研究室、生物物理研究室、园艺研究室、气象研究组、高寒山区农业研究室和生理研究室），以及1个支撑机构（农场）。1960年，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生物所对研究部门作了较大调整，合编为6个研究机构和1个支撑机构，包括作物研究室、植物研究室、植保研究室、土壤研究室、农化研究室、畜牧研究室和农场。年底调整为植物研究室、遗传栽培研究室、微生物研究室、昆虫研究室、畜牧研究室、园艺研究室、生物物理研究室、土壤研究室和农场。由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量新毕业的大学生充实到生物所的队伍当中，生物所的实力得到很大的提高，承担的科研任务越来越多，学科目标也更加明确。
到1962年，生物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南生物研究所”，所属研究部门也变为8个，包括植物研究室、微生物研究室、植物遗传生理研究室、土壤研究室、昆虫研究室、园艺研究室、生物物理研究室和动物研究室。1964年，生物所撤消了生物物理研究室，建立了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川西北草原工作站（设在红原县）、贵阳工作站（设在贵阳市）、重庆工作站（设在北碚西南农学院内）。1965年，研究机构调整为5个研究室和1个野外工作站，包括植物遗传生理研究室、土壤研究室、微生物研究室、植物研究室和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以及川西北草原工作站。
1960年研究机构负责人
作物研究室（李仕勋、高宝莼）、植物研究室（张东伯、刘照光）、植保研究室（周本寿、税有信、胡厚芝）、农化研究室（吴衍庸、张先婉）、土壤研究室（张先婉）、畜牧研究室（叶方银、刘期桂）、气象组（裴炯文）、农场（夏祥卿）
1962年研究机构负责人
植物遗传生理研究室（李仕勋、王高碧）、植物研究室（张东伯、刘照光）、昆虫研究室（税有信）、微生物研究室（吴衍庸）、土壤研究室（张先婉）、生物物理研究室 （陈玉谷）、动物研究室（叶方银、胡淑琴）
1965年研究机构负责人
植物遗传生理研究室（李仕勋、王高碧）、土壤研究室（张先婉）、微生物研究室（吴衍庸）、植物研究室（刘照光）、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胡淑琴）、川西北草原工作站（叶方银、王朝芳）
在建所初期，生物所定位的重点在农业科学领域，因此在机构建设和人员队伍建设的同时，生物所立即开始了以水稻、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的高产、稳产为目标的研究。全体科研人员深入农村，进行品种和耕作方法等农业工作基础资源调查，开展了良种选育、低产田改良、耕作方法改革、农业经济管理等多项研究，获取了大量基础资料，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为这一领域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生物所主持完成了川西平原水稻高产试验示范研究，对成都平原的15个县进行水稻生产调查，收集栽培品种119个，并将其划分为8个生产类型供各地农业种植参考；研究推广的成都平原水稻高产栽培技术，水稻单产由250—300千克/亩上升为400—500千克/亩。同时，生物所还开展了培育油菜新品种的材料收集研究工作，为培育高产、抗病、适应性广的油菜新品种“西南三0二”做了前期储备。
为了配合农业生产的需要，生物所的土壤研究工作起步较早，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得到了飞速发展，集中了一大批土壤、地质、农化、农经方面的专业人才，对川西地区和成都平原的土壤资源、土壤改良、低产田改造等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调查和研究工作。
植物学研究是建所初期确立的研究领域之一。建所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科技人员重点开展了四川植被及资源植物的调查研究，主要包括四川野生经济植物调查，川东植被调查，四川野生橡胶、纤维、油料、淀粉、香茅草等植物资源专项调查，川北野生果树植物调查，四川轮藻调查，红原若尔盖地区牧草及湿地泥炭资源调查等。
1959年至1960年，根据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的要求， 由四川分院牵头成立了“四川省野生经济植物普查办公室”。生物所等14个单位在四川省的14个专区和自治州的72个县进行野外调查，采集植物标本25400号，分析样品3000余个，初步摸清了四川野生经济植物资源，编写出版了《四川野生经济植物志》。该书成为生物所的第一部著作，共收载了1200多种经济价值较高和有开发前途的资源植物，至今仍对四川省的生物资源开发起着指导作用。1959年至1962年，生物所有9名科技人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南水北调西部引水地区综合考察”，新进所的青年科技人员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科学资料。1960年，在著名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的指导下，生物所科技人员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的科技人员一道，在四川雅安进行了植被调查试点，统一了四川植被调查的方法和规程。1960年至1961年对二郎山植被进行了调查，1962年进行了大巴山地区和南坪、松潘、平武的植被调查。
1963年，“中国科学院西南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启动，生物所有1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并负责了植被和生物资源调查工作，包括1963年达县地区和通江米仓山植被调查以及1964年川东南秀山、彭水等地的植被和宜宾地区的竹类调查。1965年全部野外工作完成，并编绘出四川东部地区植被类型图、植被区划图与说明书。该项成果在1966年全国区划工作会议上展出，受到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等领导的好评。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科学考察工作为生物所积累了丰厚的基础资料，建立了植物标本馆。
建所初期，生物所在动物学领域结合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了养鸡、养奶牛、藏绵羊改良、半细毛羊繁育、二郎山小型兽类区系调查、昆虫分类等多项研究。1963年9月在汶川县的漩口、映秀调查铜羊资源，确定该羊为优良品种，推动了岷江上游的畜牧业发展。1965年，昆虫研究室撤消，昆虫标本转送给四川大学动物标本馆；与畜牧业有关的动物学研究则在1964年后逐步合并到川西北草原工作站。这一时期生物所开展的藏绵羊改良及半细毛羊繁育研究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但这一方面的工作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基本终止了。
1961年，胡淑琴研究员由北京动物所调入生物所，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作为重点领域得到加强和发展，在1964年正式成立了“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1965年1月，长期跟随刘承钊院士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的赵尔宓、江耀明、吴贯夫、王宜生等人调入生物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的新时代正式开启。
生物所的微生物学研究始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人造肉”研究等特殊项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一批专业人才的进所，开始了比较系统的微生物资源调查及泸型酒的微生物学研究。 1962年，生物所与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共同承担了轻工业部下达的国家12年科学规划项目“泸州大曲酒酿造过程微生物性状、有效菌株生化活性及原有生产工艺的总结与提高”，生物所负责微生物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生物所还与四川省有关单位合作，进行了降解纤维素微生物资源调查，选育出一批优良的降解木质素、纤维素的微生物， 如“4082”、“P2”等菌株，制备成纤维酶曲，在研究和生产上应用，奠定了生物所在工业微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基础。
生物所的研究队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得到迅速发展， 至1966年底，全所5室1站和行政管理机构共有正式职工201人，临时工7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7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