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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风雨十年
发表日期: 2008-11-18 作者: 文章来源:综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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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如晦

十年坎坷沧桑

在最动荡的年代

以毅力挺起民族坚强的脊梁

在最艰难的岁月

以科研支撑中华不屈的灵魂

十载萧萧风雨摇

前途远,路难行,生物所人不言弃

用生命守护微亮之光,险阻中报国之志薪火相传

以热血铺就发展之轨,困境里科技之果灼灼夺目

  经过八年的艰苦创业,至1966年底,生物所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固定科研园区、5个研究室、200余名职工以及相当数量科研成果的国立科研机构。正当生物所人在中共中央《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科研工作十四条》精神鼓舞下,满怀信心继续“向现代科学进军”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始于19665月、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使整个国家和民族陷入了一场罕见的浩劫。生物所同样难于幸免,随之走过了十年遭受冲击、经历动荡、抗击压力、坚守阵地的风雨历程。

   邓国彪(19131983):四川省宁南县人。1935年参加工农红军,随一方面军北上抗日。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至团长,1958年转业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任职。19664月调生物所工作,19684月至197712月任所革委会主任,1978年任所核心小组组长、所党委书记,1979年调成都分院任顾问至离休。在生物所工作的十三年期间,他始终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大胆支持科研人员的创造积极性,勇于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作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时期推动了生物所科研工作的发展。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生物所的领导机构一度处于瘫痪状态,直到196845,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才以川革筹(6865号文件批准成立 “中国科学院西南生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 ,并任命邓国彪同志为革委会主任,全面主持生物所工作。革委会下设政工组、生产组、办事组等行政管理机构,原有从事科研工作的5个研究室和川西北草原工作站未予变动。

  19701228,四川省革委会以川革函(701335号文批复,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生物研究所更名为四川省生物研究所, 并从1971年元旦开始启用新印章。至此,生物所从中国科学院划归四川省领导,直到1978年。“文革”期间,研究机构的学科布局与科学事业发展根本不在议事日程,正常的人才流动、人员进出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虽然在“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潮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冲击之下,生物所有不少老干部和科研骨干受到打击、压制、批判,甚至遭遇批斗、隔离审查等折磨,但广大生物所干部与职工,仍然心怀对党的信任和满腔爱国之情,胸装追求科学真理与报效国家的梦想,秉承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坚韧,顶住压力与磨难,坚持科研工作。他们去工厂、下农田、进深山、到草原, 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研究项目。一大批科研成果在风雨动荡的岁月里顽强诞生,而磨难中的坚持也成就了生物所人的精神与文化根基。

  在这风雨飘摇的十年当中,生物所的科研工作首先是围绕国家急需的生物资源发掘来展开的。1967年至1968年,生物所科研人员积极参与了云南东川和四川西昌地区泥石流灾害的治理工作;从1969年开始,为支援渡口市(现攀枝花市)工业基地开发,生物所先后有20余人奔赴渡口三线农业蔬菜水果基地,艰苦创业。197012月底,四川省革委批准将生物所土壤研究室下放给渡口市,相关科研人员一部分并入渡口市农业科技研究所。

  19711月,为适应薯蓣综合利用研究项目的深入,生物所建立了薯蓣资源综合利用中试车间。1973222,四川省科技局革命领导小组以川科革(73027号文批复, 同意生物所设立4个研究室(遗传育种研究室、植物研究室、微生物研究室、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1个野外工作站(川西北草原工作站)和1个车间(中试试验车间)。

  在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领域,1969年生物所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南边疆毒蛇调查及蛇伤防治研究”,研制成功“云南蛇药”。该项成果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1年,生物所与浙江医科大学、上海自然博物馆合作编著了《中国蛇类图谱》一书,为蛇类鉴别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

  从1973年开始,生物所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在西藏的拉萨、林芝、波密、墨脱、亚东、日喀则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两栖爬行动物考察。科技人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险,首次在该地区获得大量珍贵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通过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区系研究,生物所科技人员首次提出了将我国西藏喜马拉雅南坡地区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划为东洋界西南区的喜山南坡亚区,此后又将该亚区的范围沿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水气通道向北扩大到通麦、易贡一线。1976年至1977年,生物所对新疆西部的两栖爬行动物进行了调查,并应自治区的要求,开展了草原毒蛇危害防治对策研究。除此之外,科技人员还先后到四川、云南、广西、陕西、贵州、福建、海南岛等地进行两栖爬行动物实地考察,采集标本,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截至1977年,生物所共发表了71个两栖爬行动物新种和新亚种,报导国内新记录34种;与四川医学院合作,编写并出版了专著《中国无尾两栖类》;继而又编写并出版了《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中国爬行动物系统检索》、《中国的毒蛇及蛇伤防治》、《经济两栖爬行动物》、《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一卷)等一批专著,使生物所在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学研究领域占据了国内的领先地位。“中国两栖爬行动物研究”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四川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在植物学研究领域,“文革”十年中生物所在植被调查、资源植物调查与利用、植物分类、植物标本采集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和积累。首先是大规模的植物资源与植被考察。根据周恩来总理1970年对科学院工作“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的指示,生物所与有关单位合作,在四川省科委的大力支持下,于1973年对甘孜州南部6个县的植被和资源植物进行了调查;1974年对甘孜州北部进行了植被和资源植物调查;1975年对阿坝州进行了植被和资源植物调查;1976年对凉山州和西昌地区进行了植被和资源植物调查。在四年时间里, 考察队员们风餐露宿,忍饥受冻,爬雪山,走草地,完成了川西北高原及高山峡谷区约33万平方公里的森林、灌丛、草甸等各类植被的调查研究。共调查样地1000余个,采集标本3万多号、10万多份。发现了川西地区大量新的植物资源,为该地区的发展和保护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生物所继续牵头,与众多单位近300名科技人员合作,在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最终于1978年编写完成《四川植被》专著。该部巨著是研究四川植被的基本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系统总结,为中国植被研究填补了空白,为因地制宜发展四川省农、林、牧业生产和开发利用植物资源、保持生态平衡、进行农业自然资源调查与区划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生物所从1973年起参加了《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工作,促进了生物所在植物系统分类学方面的发展。

  除了大规模的面上调查工作外,这一时期还根据国家需求对一些重要的植物资源进行了专项调查。1968年初,为解决国家当时急需的避孕药药源问题,国家科委、化工部、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下达任务,在全国进行薯蓣资源调查。生物所与重庆医药工业公司牵头,组成了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生产和管理等部门的24个单位、217名科技人员参加的四川省薯蓣资源调查队,在地方政府配合下,对四川省14个专区和自治州的132个县进行了薯蓣资源调查。经过三年努力,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四川薯蓣资源的种类、分布、储量、甾体皂甙成分含量以及民间利用情况,向国家提交了63份专题研究报告。这项资源调查工作,为我国薯蓣皂素工业的迅速发展,为生物所进行薯蓣植物的系统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1971114,四川省科技局革命领导小组以川科革(71009号文批准生物所建立薯蓣资源综合利用中试车间;1972年,生物所实验药厂建立,开始以薯蓣植物为原料生产天然药物“穿龙冠心宁”。1978年“薯蓣综合利用的研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穿龙冠心宁的研究”获得卫生部科学大会奖。

  从1971年至1975年,生物所还对四川小檗碱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摸清了该类植物在四川的分布、储量和有效成分含量,为四川省解决黄连素药物生产资源缺乏问题作出了贡献。1975年至1977年,生物所又进行了“四川蜕皮激素资源植物调查”,基本查清了四川省蜕皮激素资源植物的分布、储量和有效成分含量,并从该类植物“紫背金盘” (别名龙胆草)中研制出“川产蜕皮激素二号”,在养蚕业中应用,使蚕儿在五龄日能整齐脱皮上簇。“川产蜕皮激素二号的研究与应用”于1978年获得四川省科技成果四等奖,1976年至1977年,生物所与成都制药一厂牵头,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了“四川莨菪碱植物资源调查”。成都制药一厂在该项调查的基础上,成功开发出一系列满足市场需要的药物。同期,川西高原挥发油植物考察与开发利用研究也取得初步成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物所在红原川西北草原工作站的科技人员对川西北草原的生态环境、牧草资源、草场改良、藏绵羊改良、半细毛羊繁育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都记录在后来出版的 《川西北草原利用研究》一书中,并成为川西北草原畜牧业科技发展的开创性工作。《川西北草原利用研究》 1978年获得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至今对川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年,“四川4850支纱半细毛羊新品种杂交组合方案的研究”也获得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1978年四川省以生物所红原川西北草原工作站的长期科研积累、科技成果和人才资源为基础,宣布成立四川省草原研究所,生物所部分科技人员留在该所工作,成为该所的科研中坚力量。

  除了在畜牧业方面的工作外,生物所在“文革”十年间依然保持着对农业科研的高度重视,并在农作物遗传育种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1971年生物所选育出油菜新品种“西南三二”,该品种具有适应性广、耐寒力强、抗毒素病和菌核病能力强、高产稳产等优点,亩产比原品系增产20%,后来成为四川省油菜主要产区以及长江流域各省的当家品种,该项成果于1978年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生物所于1976年通过杂交选育培育出高产、抗病、优质小麦新品种“川育5号”,该品种品质优良,籽粒蛋白质含量高达15.5% 它在西南各省及长江流域部分省、市的大面积推广种植,为提高小麦产量和营养价值作出了突出贡献, 该项成果1978年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1969年至1972年,生物所有6名科技人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砷对水稻田的生态影响及其防治研究”,在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南京土壤所的共同努力下,调查了砷酸钙农药对大面积水稻田土壤和农田生态的破坏情况,并提出了防治对策。

  “文革”期间,针对工农业生产对微生物技术应用的迫切需求, 生物所在微生物资源调查、菌种筛选与保存、农业微生物基础、工业微生物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生物所有近70人从事微生物学研究,糖化饲料、“920”植物生长刺激素、纤维素酶水解、汉白玉防霉等实用微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均取得良好效益。1969年,生物所开始了微生物转化甾体化合物研究,用微生物技术合成抗辐射药物“大力补”,并在上海第十二制药厂大罐放样成功。该药物是一种蛋白同化激素药物,对患者接受放疗、化疗后引起的人体白细胞减少症有效治疗率达77%;“大力补”还可在养蚕业上使用,能提高结茧率和蚕丝产量。1978年该项成果获得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此间,生物所还与上海第十二制药厂合作进行了药物“倍他米松”研究。“倍他米松”是当时世界上效果最好、副作用最小的皮质激素药物,我国全靠进口,价格昂贵。生物所承担了该药合成中的“脱氢”工艺研究,用微生物技术代替化学脱氢,不仅使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同时还避免了二氧化硒对环境的污染。这项研究使我国实现了 “倍他米松” 的批量生产,既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还能大量出口。该项研究于1978年获得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生物所与四川省有关单位合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行降解纤维素微生物的研究,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研究成果逐步在各地区推广应用。例如,与成都市第一酿造厂合作,采用“4082”菌株改进酱油酿造工艺,每年可增产57.05万千克酱油。四川省乐山地区14个县的酿造厂采用该技术后,半年就节约酱油酿造粮食80万千克。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生物所与资阳酒厂合作,在甘薯小曲酒生产上应用纤维素酶曲技术,可提高出酒率7.19% 在烂甘薯酿酒生产上应用,可提高出酒率8%—13%。四川省糖酒公司在全省13个地、市、州举办了技术培训班推广该项技术,使全省每年节约酿酒粮食1000万千克,增产白酒500万千克。1978年“纤维素酶曲在酿造工业上的应用研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在此期间,生物所研究人员与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共同承担了轻工业部下达的国家12年科学规划项目“泸州大曲酒酿造过程微生物性状、有效菌株生化活性及原有生产工艺的总结与提高”,生物所负责微生物方面的研究。“文革”后生物所继续加强与泸州老窖酒厂等酿酒骨干企业的合作,使“新窖老熟”的理论和技术体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1978年该研究获得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生物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研究用微生物同化只有一个碳原子的化合物(如甲醇、甲烷等),生产对人类有用的物质。首先进行了天然气发酵生产单细胞蛋白的研究, 并在国家科委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中试车间,用“761”甲烷氧化菌,消耗1千克天然气可制取0.65千克含蛋白质50%以上的干菌粉,可用于蛋白饲料的生产。此外,生物所还进行了防治腐蚀微生物的研究。四川化工厂引进国外大型化肥(尿素)装置的冷却循环水管道发生微生物结垢与腐蚀问题,严重影响了化肥生产,损失巨大,而且国内引进的12套同类型装置都存在类似问题。生物所针对结垢与腐蚀微生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很快研究出一套防治技术,保证了大型化肥生产的正常运行。化工部专门对这项成果召开了现场会并在全行业推广。该项成果于1978年获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生物所在环境微生物和农业微生物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农业生产上推广土法生产植物生长刺激素“920”, 土法生产防治小麦、瓜类白粉病特效生物农药 “庆丰霉素”,土法生产抗生菌肥“5406”、微生物杀螟杆菌和青虫菌的生物农药“424”等。其中,“庆丰霉素的土法生产及应用研究”于1978年获得了四川省科技成果四等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生物所还进行了防治农作物病害的微生物筛选,从四川省西昌地区宁南县的土壤中分离筛选出一株放线菌,成为后来高效、低毒生物农药“宁南霉素”开发工作的源头。在环境微生物方面,生物所重点开展了工业废水的生物处理技术研究。1978年“印染废水微生物生化处理的研究”获四川省科技成果四等奖、“四川维尼纶厂废水生化处理试验研究”获四川省科技成果奖(1983年获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此外,生物所每年都大量向农村提供食用菌菌种,向各地工业企业提供相当数量的各种生产菌株。

  我国农村能源问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被国家提到了议事日程。1972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农林部在四川省中江县召开全国农村能源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从此,生物所开展了以生物质能(沼气等)为中心的农村能源及庭院经济等问题的研究。在整个七十年代的中后期,每年生物所都有几十名科技人员在农村、实验室开展工作,在成都平原不同地区建立沼气试验示范点,取得了一系列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影响的成果。对此,四川省沼气办公室还专门召开现场会进行成果推广,生物所编印的《谈谈沼气》科普宣传资料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设立专题节目“谈谈沼气”。“沼气发酵的研究”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四川省科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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