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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科学春天
发表日期: 2008-11-18 作者: 文章来源:综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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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积极奋进

二十年蓬勃发展

在春风浩荡的岁月

以辛劳铺就中国腾飞的桥梁

在百花齐放的盛世

以拼搏记录中华发展的速度

廿载春雨润无边

生气显,活力迸,生物所人争向前

用汗水铸就科学之钥,盛景中科研领域不断开拓

以豪情筑起前行之轨,春风里改革步伐一路纵深

   随着党中央19778月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一段空前动荡和混乱的岁月终止了。尤如冬天过去了春天自会来临一般,一个新的时代开始迈出她探索前行的脚步。1978318331,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文革”结束后 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盛会,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明了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方向。 大会闭幕时,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并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会场上响起一阵阵春潮般的掌声。整整30年过去了,“科学的春天”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

   1978年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开启了中国在随后30年走向国际舞台的大门。这一年,生物所回归中国科学院,名称由“四川省生物研究所”更改为“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实行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四川省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1978911起“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印章启用。这一年,生物所取得了包括5项全国科学大会奖在内的共19项科研成果奖。

 

19783月各研究部门负责人

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一室) 王高碧、鄢仕勇;基因工程研究室(二室):陈昭德、崔汉钧;酶学研究室(三室):赖阳、吴衍庸、张发群;生物能沼气研究室(四室):高永祥、陈玉谷;植物研究室(五室):胡国钧、杨世文、徐成基;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六室):胡淑琴、刘廷树;作物遗传育种研究室(七室):李仕勋、陈忠友;中心实验室:刘大江;情报资料室:税有信;试验车间:江诗瑶;试验农场:陈忠友(兼)

 

   伍义泽(1917   ):重庆市江津县人。1938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19811月,由重庆市卫生局副局长任上调入生物所,1981年至1983年任所长,在所班子的协助下主持转型期的生物所工作。他认真听取对研究所进行评估定位的院士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推进机构改革,调整学科发展方向和布局,恢复科研秩序,鼓励出成果、出人才,为实现生物所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到1998年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率先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生物所沐浴着改革的春风,紧跟时代的步伐,拨乱反正,开拓奋进,用青春焕发般的热情与报效祖国的赤诚,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方针,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和新一轮发展科学事业的实践,通过20年的努力,研究所的科技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科技人才队伍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研究所的科技体制改革与科学事业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生物所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转变观念, 自发探索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科技事业发展的新思路。首先是认清形势,充分认识到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科技体系自我封闭、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缺乏知识产权概念、缺少科技成果有偿转化体制、研究所“大锅饭”现象严重等科技体制深层次结构中的弊端;其次是本着满足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有利于研究所发展的原则,以及依据当时的工作基础,发挥自身优势,为国民经济多作贡献的指导思想,确定了生物所主要发展的三个学科,即:厌氧微生物学、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学和地植物学。同时,以面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己任,开展了以沼气为主的生物能源研究。通过这一阶段的发展,到1984年生物所已成长为拥有8个研究室(植物细胞研究室、生物化学研究室、微生物研究室、生物能源研究室、环境微生物研究室、植物研究室、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植物遗传研究室)、8个行政部门(办公室、科技处、人事处、物资处、党办、纪委、工会、保卫科)、4个支撑部门(《四川植物志》编委会、图书资料情报室、中心实验室、中试车间)和1个开发部门(科技发展部) 的国立科研机构,在职职工超过300人。 “文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开始进入到科研队伍之中,人才断层开始弥合。 1981年, 生物所的第一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动物学硕士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开始了生物所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在这一阶段,生物所共取得53项科研成果,其中获29项科技成果获奖。

 

1984年各部门负责人

  植物细胞研究室:副主任 鄢仕勇 孔繁伦;生化研究室:副主任崔汉钧;微生物研究室:主任 吴衍庸、副主任 高永祥、张发群;生物能源研究室:副主任 刘克鑫 钱贻伯;环境微生物研究室:主任 陈玉谷;植物研究室:主任 刘照光、副主任溥发鼎、肖生茂 ; 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主任 赵尔宓(兼)、副主任 朱革生;植物遗传研究室:副主任 陈忠友、郭学兴;《四川植物志》编委会:主任 孔宪需、副主任高宝莼;图书资料情报室:副主任 王朝芳 钟盛先;中心实验室:主任 刘大江、 副主任 孙佩琼;中试车间:副主任 戚怀福;科技发展部:主任 袁明生、副主任 彭云栎

  办公室:主任 侯庸生、副主任 游光辉;科技处:处长赵德华、副处长 肖代秀;人事处:副处长 江家锡;物资处: 副处长 朱功义、范晓炎;党办:主任 赖阳、副主任 郭庆新

 

   张永地(1932-2005):重庆市人。1950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被分配到沈阳医学院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10月由医疗系本科毕业后,先后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国防科委第十三研究院工作,1976年转业到四川医学院肿瘤研究室,19783月调入生物所。1979年至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历任生物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1983年任副所长,1985年至1991年任所长。张永地同志在生物所任职期间,坚持党的领导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开拓创新,带领班子较好地解决了生物所的科研方向定位与学科布局,提出“发掘生物资源、发展生物技术”的学科方向,至今对生物所的科研事业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他积极提倡和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倡和支持国际交流与合作,对生物所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阶段是1985年至1991年。这一阶段生物所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实行所长负责制,转变职能,权力下放,搞活科研课题组,强化科研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加速科研体制向适应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的方向转变。一是努力适应国家对各类科研机构的事业经费实行分类管理的拨款制度改革,确定研究所为从事社会公益性研究工作和农业科研工作的机构,制定了长期发展目标、方向和任务,即:发掘生物资源,发展生物技术,为农业、环保、医药及其他社会生产部门提供生物资源信息、数据资料和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实用技术与高技术,并致力于中国特殊微生物研究和植物新技术育种研究基地的建设工作。二是放活课题组,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科研工作的发展。生物所对课题组提出了“放权、减压、把关”的原则, 制定了《经费管理和收入分成提奖实施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保障课题组长实施研究所下放的“四权”,即:在坚持研究所方向任务的前提下对课题的指挥权,在定编定员范围内对人员的聘用、安排、辞退权, 在不违反现行财经、物资制度情况下对课题组经费使用和一般器材物资的购置权,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对课题组成员的经济奖惩权。三是贯彻中国科学院1988年提出的“一院两种运行机制”方针,富有开拓精神地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新思路、新机制,以生物所科研成果为依托,创办成都生物所制药厂(现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对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依据其不同特点和规律,采取不同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评价标准;四是实施《中国科学院‘三定’方案》(“三定”指定职能、定编制、定岗位),通过转变职能、调整机构、精简人员等措施,有效提升科研管理的水平与效率, 研究所“重研究、轻管理”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这一时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生物所的科技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1987年生物所增加了植物学和微生物学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使研究生的招生范围覆盖了生物所的绝大多数研究室。在这一时期生物所共取得了81项科研成果,其中35项科研成果获奖。

 

  仇 镛(1930-2008):山西省曲沃县人。1950年在广元专署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调入绵阳专署,先后任科员、秘书和副主任,195811月调入生物所任秘书,1960年任四川分院科学技术学校副校长,1962年任生物所办公室主任,1970年任生物所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1975年初任党核心小组成员。1979年后, 历任生物所科技处处长、副所长等职务,1983年至1991年任生物所党委书记。作为生物所建所元老之一,仇镛同志在管理和领导岗位工作了三十余年,是生物所发展历程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生物所的早期建设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为地奥制药公司的创建和发展壮大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1990年各部门负责人

  植物细胞研究室:主任 缪树华、副主任 鄢仕勇、孔繁伦;生化研究室:主任崔汉钧、副主任 蒙义文、朱革生;微生物研究室:主任 张发群、副主任 高永祥;生物能源研究室:副主任 孙国朝;特殊微生物研究室:主任 刘克鑫;副主任 刘大江;环境微生物研究室:主任陈玉谷、副主任 陈忠余;植物化学研究室:主任 陈维新、副主任 陈新民、孙佩琼;植物室:主任 刘照光、副主任 溥发鼎、魏太昌、彭仕华; 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 主任赵尔宓(兼)、副主任 江耀明、侯庸生;植物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 郭学兴、副主任 游光辉;《四川植物志》编委会:主任 孔宪需、副主任 高宝莼

  所办:主任 杨文轩;科技处:处长 赵德华、副处长肖代秀、宋树铭、范晋陵;人教处:处长 阳青泉、副处长 江家锡;技术条件处:处长 朱功义、副处长 范晓炎、彭云栎;行政处:处长 肖生茂、副处长 杨文明;财务室:副主任王永钿、李玉琼;党办:主任 郭庆新;图书资料情报室:副主任 王朝芳 钟盛先

 

  第三阶段是1992年至1998年。这一阶段生物所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科学院对研究所进行分类定位的改革,调整研究所的方向、目标,确定研究所在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建设以及科技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优势,以任务带学科,提升研究所对国民经济与科学事业的贡献力,促进研究所的综合竞争力的提高。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开始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生物所继续在“一院两种运行机制”方针指导下,在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两个战场上奋力拼搏,学科领域和单位体量都有了较大的扩展,科技开发和产业化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南巡讲话”之后的1993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 在这一年生物所首次荣获四川省先进科研院所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制药厂”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地奥制药公司”,研究所开始实行课题成本核算,生物所的第四个硕士学位授予点——“环境科学”获得批准,建立了植物细胞非载体遗传操作实验室。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奠定了研究所在随后近10年的发展基础。 1993年,生物所已拥有涵盖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研究领域的11个研究室(植物细胞研究室、生物化学研究室、微生物研究室、生物能源研究室、特殊微生物研究室、环境微生物研究室、植物化学研究室、植物研究室、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植物遗传育种研究室、非载体遗传操作实验室),还有8个公司(中国科学院成都地奥制药公司、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生物技术开发公司、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劳动服务公司、四川科生食品添加剂技术开发公司、成都成生技术服务部、成都科生装饰服务公司、成都科成物资供销公司、成都科进技术开发公司),共400多名职工。1994年《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创刊,刘照光出任首任主编。

 

  刘照光(1934-2001):成都市双流县人。195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同年到生物所工作。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研究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副所长及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91年至1995年任所长。在生物所工作的40多年间,在植物生态学、植物资源学以及恢复生态学等领域作出了大量系统性和开创性的贡献。先后获得2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以及众多的荣誉称号,为生物所在学科国际化、成果产业化、管理规范化、人才年轻化方面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这时,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调整为“面向”、 “依靠”、“攀高峰”,生物所又一次融入到“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分流人员,调整结构,推进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改革浪潮中。主要改革措施一是进行研究结构、科技队伍的调整和课题清理,强调以任务带学科,加强各学科的渗透、交叉,调整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人才队伍,把研究所的主要科技力量集中到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的主战场;二是精简机构、精干队伍、提高效率,将职能机构从8个缩编到5个,管理人员从110人精减到40余人,科研后勤和技术服务工作逐步实现社会化;三是对各类课题组及开发系统实行成本核算;四是以工资总额包干为龙头,抓住工资改革时机,不断强化研究所内部的调控机制与能力;五是严格控制研究所人员规模,不断改进用人制度,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六是坚持三条办所原则,即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依法治所原则,保障研究所改革步伐的稳妥和持续进行。通过一系列深化体制改革的实践,在全所职工的不懈努力下,生物所在我国研究机构的“分类定位”调整中找准了自身位置,成为一支能够获得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稳定支持、能够开展高技术研究和事关国家或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研究开发,能够以自身优势和拼搏精神提升研究所综合实力与发展后劲的重要科技力量。

  陈昭德(1935-   ):重庆壁山人。1952年毕业于江津园艺学校,19533月调江津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9月至19588月在四川农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农学系选种教研组助教。19609月调生物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1981年起历任副所长、所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所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职代会主席等职务,1992年至1996年任所党委书记。陈昭德同志是第一代由生物所培养造就的所级领导人之一。他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科技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很好地支持、配合所长认真实行所长负责制,把握研究所改革发展的大局,为生物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20年科技体制改革的渐进过程中(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因目标的不断调整而仍在继续),生物所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站稳了脚跟。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良好状况的呈现、优异成果的获取都见证了这段历史。

 

1996年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负责人

  植物细胞研究室:主任 孔繁伦、副主任 高朝龙;生化研究室:主任蒙义文、副主任 邵启蔚、何开泽; 微生物研究室:主任 杨顺楷、副主任 舒远才、官家发;生物能源研究室:主任 孙国朝;特殊微生物研究室:主任 廖银章、副主任 赵海;环境微生物研究室:主任陈忠余、副主任 李旭东、白威;植物化学研究室:主任 丁立生、副主任 王明奎;植物研究室:主任 唐亚、副主任 吴宁、印开蒲、张雨成;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副主任 张服基、王跃招、李胜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郭学兴、副主任 吴瑜;非载体遗传操作实验室:主任 吴伯骥、副主任 郭骁才、余懋群;图书资料情报室:主任 钟盛先、副主任 刘德芳;《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编辑部:主任孙二虎

  所办公室:主任 郭莉;科技处:处长 肖代秀、副处长范晋陵;人教处:处长 阳青泉、副处长 江家锡;管理处:处长 陈佩卿、副处长 刘千宝;财务室:主任 唐婉玉;开发处:处长 李安明(兼);党办:副主任 王海燕

 

  天然产物研究。在掌握西南及周边地区大量生物资源信息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主要围绕天然活性物质的发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形成了资源调查、活性成分筛选、新产品研发、资源保护一条龙的以天然药物为重点的天然产物研发体系。198531所党委决定,将原植物研究室的植物化学组划出,建立植物化学研究室,标志着天然产物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生物所开始建立。199612月国家科委国科发计字(96503号文批复,同意依托生物所和地奥制药公司组建国家天然药物工程技术中心,李伯刚出任中心主任。1997年,首次 “百人计划”招聘工作开始启动,张国林作为生物所第一个“百人计划”入选者到位工作。这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推动了生物所天然产物领域的学科发展。

  “七五”计划实施之后,生物所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院重大项目等的支持下,开展了天然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研究,对数百种药用植物的化学成份进行了研究,分离鉴定了一大批皂苷、萜类、生物碱、黄酮、单宁等天然化学成分,发现了包括新骨架化合物在内的百余种新天然化合物,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近百篇。采用活性追踪方法对川西药用植物活性成分进行研究,发现了一系列具有消炎、抗癌、抗老年痴呆及治疗心血管疾病活性的化学成分。

  在对薯蓣属植物的甾体皂苷成分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83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支持下,生物所以李伯刚研究员为代表的研发团队开始了从药用植物薯蓣中大规模提取纯化有效成分工艺的创新研究,于1987年成功研制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新型植物药——“地奥心血康”。该成果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李伯刚研究员在研究所的全力支持下,依托生物所科研成果,于1988818创建了“生物所制药厂”,生产“地奥心血康”,迈上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之路。后来该厂发展成为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地奥公司通过抓市场推动企业实现资本股份化、技术创新化、管理现代化、融资多元化、产业规模化、经济国际化,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1993年其利税总额已居全国同行业第7位,在199519961997年连续三年综合经济效益居四川省同行业第一位,进入全国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及国家医药行业国有重点企业五十强行列。在地奥公司发展的同时,公司的资金投入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也不断反馈研究所,有力地推动了研究所的改革与发展,带动了研究所天然产物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地奥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龙头与典范。

  从1981年到1984年,生物所进行了“川西地区香料香精植物调查”,并进行了大量的化学成分分析研究。从1979年至1984年,进行了四川油脂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1985年出版了《四川油脂植物》专著。 生物所参加编写的《中国油脂植物》于1990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生物所还开展了四川香料植物资源调查和精油成分分析,以及植物色素的开发研究。“巴柑檬”果皮精油化学成分的研究为“巴柑檬”在四川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198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4年开始,生物所系统开展了沙棘属植物生态特性及其开发利用研究,指导地方建立了全国首批沙棘产品加工企业,曾获国家科委“振华”科技奖和中科院科技扶贫二等奖。在国际山地中心支持下,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沙棘植物专著,并在水利部支持下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1987年至1995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生物所开展了莸属植物生物拒食活性成分研究,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从1986年开始,生物所先后同日本的吉富、POLA、山之内和东丽公司等制药、香料企业合作,开展新型天然药源植物成分筛选研究及天然香精油筛选研究,进行人员交流培训。通过十余年的合作,共同获得专利10多项,所内先后有20多人次的青年学者得以赴日本学习、进修或合作研究,共获得合作研究经费及仪器设备购置费530多万美元,不仅改变了研究所植物化学研究工作起步艰难的困境,还添置了核磁、色质联用等大型仪器及常规分离分析设备,建起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植物化学分析实验室,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研究人才,为生物所系统深入地开展天然产物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在与POLA公司合作的基础上,筛选出几种促进毛发生长的植物成分。

   1994年,生物所以植物为原料研制成功治疗皮肤病的抗真菌药物“皮安霜”,1995年四川省卫生厅批准生产。后来,生物所又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合作,完成了“治疗聚星障药物黄精多糖滴眼液”的研究,1997年获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同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植物学与生态学研究。这一时期,生物所除了继续坚持植物分类等基础研究工作外,敏锐地关注我国因过度开发利用而造成的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工作重点转向了长江上游和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评估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研究。 1978年,生物所提交《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建议在四川省建立若尔盖巴西、九龙四大牛场、雷波、合江福宝、城口大巴山、南坪九寨沟、古蔺笋子山等自然保护区。报告转送陈永贵副总理和国家农林部,受到重视和批示,对九寨沟等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79年生物所再次提交《四川省森林资源开发利用上存在的问题及后果调查报告》,引起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对我国和四川省林业方针与政策的重大调整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1978年起,在四川省政府、省科委的大力支持下, 由生物所主持,与10余个兄弟单位合作,开始了《四川植物志》的编写工作。 197819川科直(7802号文同意成立《四川植物志》编辑委员会,聘请方文培(四川大学)任主编,黄国英、段佩琴(四川大学)、孔宪需任副主编。同时,从1979年到1992年,生物所独立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葡萄科,参加编写了《中国植物志》伞形科、鼠李科,生物所参加的“《中国植物志》第363738卷”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生物所还参与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的编写工作,该书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4年,生物所完成的“中国壳斗科花粉形态及超微结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1997年出版《中国实用花粉》一书。从1993年起,生物所承担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美联合编委会《Flora of China 中的伞形科部分的编写。从1998年起又承担了《中国高等植物》中的伞形科、蔷薇科和葡萄科的编写。通过对有关植物的系统和进化研究,于1989年发表了单子叶植物的一个新科——芒苞草科。1984年《四川植物志》(第一卷) 获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在“七五”和“八五”期间,生物所对四川的菌类资源进行了调查,历时10年编写了《四川覃菌》 一书,1997年获四川省优秀科技图书奖。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生物所完成了“四川植被”的研究,《四川植被》一书于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在完成全省植被研究之后,生物所对一些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生态考察研究。从1979年至1981年进行了横断山区植被考察和贡嘎山地区植被研究,于1986年出版了《贡嘎山植被》一书,并于1990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物所参与了《中国植被》巨著的编写工作。从1983年开始生物所又参与了“中国植被图(1/100万)” 的编绘工作。该项工作历时25年,经过三代科学家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100万)》200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生物所主持的“四川植被区划研究”获四川省农业区划成果二等奖,进行的“泸定县海螺沟旅游资源考察评价”获1989年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生物所还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了大量的国土区划方面的研究。1987年《四川省农业资源区划》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年《川西北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研究》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些研究成果为四川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腾飞,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对于生态环境影响的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1980年至1983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进行了“雅砻江二滩水力开发可行性若干问题综合研究”,生物所主持了“水库建设对植物、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该项目于1983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4年到198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进行了“长江三峡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影响及其对策研究”,生物所主持了其中的“长江三峡工程对库区植被资源影响的预断及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对认识三峡工程对陆地生态的影响,探索三峡地区的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质量,合理利用和保护植物资源有着重要意义。该项目于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三峡工程评估项目结束后,1988年至1991年生物所开展了“三峡库区植被破坏诱发水土流失及防治对策研究”以及“长江三峡地区土特产资源调查和综合开发规划” 研究,为三峡工程建设后的生态环境保护、移民安置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生物所的植物生态学研究逐步从野外考察转向定位和半定位研究。 “七五”期间,生物所承担完成了国家攻关项目“岷江上游半干旱区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营造技术与小流域综合治理研究”、“岷江上游半干旱区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综合效益定位观测与计量研究”和“岷江上游半干旱山地生态经济型防护林营造技术研究”。这些项目的完成不仅使生物所参与到“长防工程”的建设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于1987年在茂县建立了“茂县生态站”,实现了生物所在植物生态研究上的一个战略转移,并确立生物所在岷江上游生态恢复研究方面的主导地位。“八五”期间生物所又进行了国家攻关项目 “长江上游造林困难地段植被恢复与造林技术研究”,在岷江与大渡河上游地区推广生态经济型防护林重建技术,累计面积达10000公顷;建立农林复合经营优化模式试验示范区200公顷。“长江中上游不同类型区防护林体系建设前后生态经济效益监测与评价研究”1996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同时,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贫困山区大力发展重要药用植物薯蓣和红豆杉规范化种植,累计面积超过20万亩,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七五”期间,国家把横断山区的综合治理与开发列入攻关计划。生物所主持了国家科技攻关专题“横断山彝族山区四川宁南县农村综合能源试点县建设”,与其他兄弟研究所合作,在宁南的河谷、中山、高山地区分别建立了试验示范点,建立起一套适应横断山区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发展庭院经济、改善生态环境的良好模式,使宁南县的能源、经济、环境状况得到改善。该项目1992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宁南县沼气合理布局及开发利用”1992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在此之后,随着四川省科委的支持下进行的“攀西地区干热河谷典型地段植物资源利用研究”、“干热河谷坡地治理技术研究”以及国际山地中心(ICIMOD)资助的“坡地水土保持实用农业技术研究”项目的开展,生物所在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的生态恢复研究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八五” 期间,国家“攀登计划”启动,生物所参与了“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项目中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动态”和“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两个专题的研究工作,并在贡嘎山地区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生物多样性特征与保护策略进行了半定位研究, 提高了生物所植物生态学基础研究的水平,其研究成果收录在《贡嘎山森林生态系统研究》一书中。

   虽然生物所的川西北草原工作站从1978年起划归四川省,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生物所的研究人员继续承担了四川省的草原调查工作,并为地方培养了大批草地研究方面的人才。1987年至1990年,生物所进行了“川西北地区牧草矿质营养成分研究”,为合理开发利用川西北地区的牧草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1988年至1990年生物所承担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和山南地区的草地资源调查,这是生物所科研人员首次在西藏的大规模植物资源调查,为生物所在青藏高原地区开展植物生态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生物所与国外的专家合作,在川西北地区开展了游牧的生态学和地理学研究,以及游牧和定居的生态效应比较研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生物所在这一新兴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迅速增加,并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

   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生物所长期致力于小麦、水稻、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的新品种选育和新种质创造。在“六五”期间育成小麦新品种川育6号、川育7号;“七五”期间育成川育8号、川育9号、川育10号;“八五”期间育成川育11号、川育12号、川育13号。“川育6号”推广面积达1100万亩;“川育8号”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年种植面积达220万亩,累计推广面积1400万亩;“川育1119911995年在四川推广220万亩;“川育12高产稳产,最高亩产558千克,而且耐低温,耐湿性好,抗穗发芽,品质优良,“八五”期间在四川、贵州、陕西等省推广种植800万亩;“川育131994年审定通过, 累计推广种植30万亩。在改革开放后的近20年时间里,“川育”系列小麦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3900万亩,增产小麦7.8亿千克,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川育”系列小麦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该研究成果数次获奖:“川育5号”于1978年获四川省科技成果四等奖,“川育6号”于1981年获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川育8号”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生物所在“七五”期间培育出水稻新品种“科成一号”,一般亩产500千克,累计推广种植面积600多万亩,增产稻谷1.5亿千克。“八五”期间,生物所与中科院长沙农业现代化所合作,使“常优88杂交水稻在四川省通过了品种审定,一般亩产550千克,累计推广种植面积700万亩,增产稻谷1.7亿多千克。1996年,生物所选育出的“金优2248通过四川省品种审定。1997年生物所选育的“Ⅱ优746 杂交稻通过了四川省品种审定,该品种于1994年至1996年间在十余个省市进行多点生产示范,平均亩产608千克,米质良好,抗病性好, 是我国近年来较好的超高产重穗型组合。1998年该品种被四川省列入重点成果推广计划。1997年,特种黑米稻“黑优一号”通过四川省品种审定,这是我国培育出的第一个杂交黑米稻,一般亩产450-500千克。

   在选育新品种的同时,生物所还成功研究出“快速测定油菜籽(油)6种脂肪酸含量方法”和“直接蒸馏法快速测定稻麦蛋白质含量方法”,能准确、及时、大量处理分析样品。“快速测定蛋白质的方法研究”于1989年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在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四川省计委、四川省科委的大力支持下,生物所科技人员在植物细胞染色体自然穿壁转移现象的启发下,用人工方法促进染色体穿壁转移,称为ACHT技术(Artificial Cytomix Hybri digation Technique),为物种间遗传物质转移、新种质创造探索了一条新途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生物所科研人员还在菠菜、烟草、水稻、玉米和芹菜等作物上开展了大量遗传学和细胞学方面的创新性研究。生物所首次成功地将易变山羊草抗禾谷类根结线虫和孢囊线虫基因转移到普通小麦中, 获得了遗传稳定的抗线虫小麦重组系和附加系。

   在区域农业开发方面,生物所从1983年开始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综合治理和综合发展研究”,参加了河南封丘试验站和山东禹城试验站的研究工作。在封丘县荆隆宫乡黄河背河洼地盐碱土淤土上种植水稻,引进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研究了一套适应当地的育秧、施肥和管理的综合技术,使水稻亩产由250千克上升到400500千克,并能节约用水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推广面积达3万亩。“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综合治理和综合发展研究”于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河北栾城县生物所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栾城农村能源综合试验研究”,生物所承担农村沼气建设等工作,帮助农民解决生活用能,增加了有机肥料,促进了农业发展。该项目于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此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物所在成都平原的双流县白家乡常乐村,进行了以农村能源为突破口的农村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研究,利用生物质能解决了该村农户生活用能的96%,同时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加了作物产量。该项成果于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进行农村沼气应用试验示范的同时,生物所关于沼气微生物的研究工作持续推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生物所科研人员率先在沼气池中分离到一批产氢细菌,分属于肠杆菌科和芽孢杆菌科,并发现在沼气发酵过程中,将这些产氢菌与产甲烷菌富集培养物一起混合培养,接种入池,可提高甲烷产量30%以上。1982年,生物所从沼气池中分离到“马氏甲烷杆菌”,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发表的两个甲烷菌之一。 之后,生物所又分离到“嗜热甲烷杆菌”、“布氏甲烷杆菌”等,对我国沼气微生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生物所还研究了“沼气两步发酵微生物和发酵工艺”,得到农业部有关部门的推荐应用。 生物所对沼气微生物及其发酵工艺的研究,共取得23项成果,出版了 《沼气新技术应用研究》一书。1986年“沼气发酵的研究和应用” 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甲烷发酵中主要功能菌及其相互关系研究”1992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在取得若干成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沼气微生物学人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成立时,生物所输送了一批沼气微生物研究人员到该所担任所长和主要科研人员,为我国发展沼气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在完成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之后,生物所主持编写了《西藏两栖爬行动物》一书。从1982年至1984年,生物所又参加了横断山区的综合考察,主持了两栖爬行动物方面的调查工作,并与昆明动物所共同编写了《横断山两栖爬行动物》一书,记载两栖纲动物3112681种,爬行纲动物21453117种。1986年“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获得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1989年获得陈嘉庚地球科学奖。

   1978年开始,生物所还相继主持或参加了“武陵山综合科学考察”、大连“蛇岛”蝮蛇考察、“西藏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等项目中的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工作,进行了我国蝮蛇的分类学研究,分别撰写、出版了《尖吻蝮》专辑、《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南迦巴瓦峰地区生物》 等专著。1979年,与四川医学院合作编写的专著《中国无尾两栖类》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从1981年开始,进行了瑶山鳄蜥分类地位的研究,恢复鳄蜥科为有效的科,编著了专辑 《鳄蜥分类地位》,该项成果于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生物所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领域的高水平著作不断涌现。编写并出版了《中国珍稀及经济两栖动物》、《中国经济动物志:两栖纲和爬行纲》、《中国动物图谱:两栖纲和爬行纲》、《中国两栖动物图鉴》、《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 《中国爬行动物系统检索》、《中国有尾两栖动物的研究》、《从水到陆》、《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文献》、《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一卷)等一系列著作。 参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两栖爬行动物章节、《中国濒危物种红皮书》等。 1993年与美国康乃尔大学K.Adler教授合作编写出版了《Herpetology of China》。 在此期间,生物所主办的《两栖爬行动物学报》出版了7卷,并发起成立了“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

   工业与环境微生物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四川的酿酒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生物所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力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主要进行了泸型酒的微生物区系、微生物生态、微生物发酵工艺、酯化功能菌等一系列功能菌的发掘与应用研究,取得10多项研究成果,揭示了泸型酒“陈年老窖”之谜,首创了“人工老窖” 技术。 之后又新创了“甲烷菌与己酸菌二元发酵培养窖泥新技术”,成为“人工老窖”的换代技术,提高了泸型酒的优质品率,有力地促进了名酒生产。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向全国酿酒行业推广“新窖老熟”等技术,不仅使四川泸型曲酒得到了飞速发展,也促进了国内泸型酒产量和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大曲酒行业不同程度地利用或参考了“新窖老熟”这项技术,使酒质得到提高,产量大增,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新窖老熟”研究于1978年获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中国传统酿造泸型酒微生物学研究”于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生物所于1982年派出科技人员帮助成都酒厂进行“人工快速培养窖泥,新窖老熟研究”,将原有的“成都大曲”提升为“全兴大曲”,成为全国十大名酒之一,使该厂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大型企业。1985年,生物所研究出用已酸菌培养液淋窖,以添加己酸菌抑制乳酸菌为主的浓香型大曲酒强化技术,与企业合作进行了浓香型白酒生产耐温耐酸酵母菌选育及应用研究,1991年获成都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与成都酒厂合作开展的“缩短浓香型大曲酒发酵周期—酯化酶粗酶制剂的生产与应用”研究,使曲酒发酵周期缩短17天,年增产值380万元,年增利税150万元。该成果于1993年获成都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94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内贸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河南的“仰韶酒”、“杜康酒”、“临颖少康酒”,河北的“曹雪芹家酒”,新疆的“伊梨酒”,湖南长沙的“白沙液”,四川宜宾的“红楼梦酒”,山东禹城的“禹王亭特酿”等,都在这一时期应用了生物所的技术,产品的质量迅速提升。

   “七五”期间,国家将甾体微生物转化氢化可的松微生物脱氢研究列为科技攻关项目,生物所参加了该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生物所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开展了氨基酸化学酶法不对称合成研究,进行了微生物合成L-苯丙氨酸的研究。“八五”期间,生物所在连云港生化厂完成了微生物法转化肉桂酸直接合成L-苯丙氨酸研究的中试, 技术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九五”期间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规模化生产。L-苯丙氨酸是人体必需氨基酸, 是大输液的原料,是合成二肽甜味剂“阿斯巴甜”的主要原料。 生物所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我国在甜味剂上依赖进口的局面,推动了我国甜味剂行业的快速发展。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将纤维素在饲料工业上的应用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计委和中国科学院支持生物所在成都市双流县建立了“纤维素酶中试基地”,在该基地进行了国家攻关项目“蔗髓酶解糖生产饲料酵母” 研究,56吨蔗髓可生产1吨含蛋白质43%的饲料酵母,该研究于1990年通过成果鉴定,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科学院“七五”重大科技成果优秀集体奖。生物所在“八五”期间还进行了纤维素酶在纺织印染上的应用研究,1994年在四川省科委火炬计划支持下研制了以纤维素酶复合物和木聚糖为主要成分的复合酶饲料。

   1990年“淀粉废渣厚层通气发酵制造饲料菌蛋白的生产试验”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八五”期间,生物所还承担了国家攻关项目“微生物法制取β-聚羟基丁酸酯塑料”。该研究以甲醛为原料生产可降解塑料,通过小试生产,得到了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制成了手术缝合线,并通过了化工部主持的成果鉴定。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生物所开展了防治农作物病害的微生物筛选和生物农药研究。 从四川宁南县采集并分离筛选到一株放线菌,定名为诺尔斯链霉菌西昌变种。1990年研制成功高效、低毒、低残留、无“三致”和蓄积作用的新型无公害生物农药——宁南霉素,并进行了大面积的田间应用试验和中试发酵试验。宁南霉素对水稻白叶枯病,小麦、蔬菜白粉病,烟草病毒病有很好的防治效果。该成果于199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在这期间开始了与企业合作开发的历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的支持下,开展了真菌发酵生产植物生长激素“脱落酸”的小试及中试研究。

  这一时期,生物所的环境微生物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针对多种工业污水、城市生活污水和固体废弃物,研究了一系列生物处理技术并得到迅速应用推广。

  在酿造废水处理方面,生物所与西南给排水设计院合作,进行了成都啤酒厂废水处理研究,在该厂建立了中试装置,其处理后的废水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同时还能回收一定的沼气。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合作进行的“厌氧生物转盘对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研究”1992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造纸废水处理方面,从1983年至1990年期间,先后对四川省的造纸行业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与评价,对碱法草浆造纸黑液的生化处理技术研究达到当时的国内先进水平,并在四川省沐川县造纸厂进行了中试。“微生物在工业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研究”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城市排放废水处理方面,开展了低浓度有机废水厌氧发酵和藻类处理技术研究。对成都市住宅生活废水进行了生化处理技术研究,1988年获成都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与西南给排水设计院合作,在彭山县进行的城市排放污水氧化塘工程技术研究,1992年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纺织行业废水处理方面,生物所科研人员在对印染废水、维尼纶废水等污染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对各类废水的处理技术进行了研究。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和四川棉纺织印染厂合作进行的“印染废水生化处理研究”1979年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四川维尼纶厂的生产装置是从国外进口的,其废水处理技术也是国外引进,但其排放的废水达不到我国规定的排放标准。生物所与西南给排水设计院等单位合作进行了维尼纶废水生化处理技术研究,成果在该厂引进的生产装置上应用,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1983年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

  在农药废水处理方面,生物所科技人员对产业部门多年难以在治理上突破的有机磷农药废水进行了生化处理研究并获得成功。先后承担了“七五”、“八五”国家攻关计划。在重庆农药厂的配合下完成了中试研究。在湖北沙市农药厂建成了日处理有机磷农药废水2400吨的示范工程,废水中有机磷降解率达99%,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在电镀废水处理方面,生物所先后承担了“七五”、“八五”、“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利用微生物技术有效地处理了电镀废水,19969月国家科委将该项新技术列入“国家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1997年“微生物净化电镀废液中的铬及其他重金属的示范”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生物所在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放射性废水、石油化工废水、屠宰行业废水的生物处理技术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

   在固体废弃物处理方面生物所主要开展了城市垃圾和畜禽粪便的生物处理技术研究。“七五”期间,生物所与成都市环卫科研所等单位合作进行的“城市有机生物质垃圾系统处理工程研究”被列为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和四川省重大项目,在成都市将军碑垃圾场建立了试验示范装置,既能消纳有机垃圾,又能产生有机复合肥料。该项成果于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八五”期间,该项技术在宜宾市推广应用并进行了改进,建立了日处理200吨垃圾的示范工程。“九五”期间,开展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成套技术设备研究,城市垃圾厌氧处理及发电技术研究,堆肥与焚烧相结合的垃圾处理技术研究,为环保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服务。

   “七五”期间生物所承担了国家攻关项目“以猪粪为原料的沼气供气站全套技术研究”,该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既能生产沼气,又能生产复合肥料,净化后的废水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在四川、安徽、重庆、广东等多家种猪场推广。“成都市城镇生物质资源调查与利用”于1985年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0年不畏艰辛、开拓进取的科技体制改革实践,成就了生物所科学事业的大发展,成就了生物所为国家和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科技力量的社会地位,为研究所在20世纪末顺利进入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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