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生物所在中国科学院“抢占科技制高点科技报国迎华诞”诗文书画摄影大赛中获奖----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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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物所在中国科学院“抢占科技制高点科技报国迎华诞”诗文书画摄影大赛中获奖
来源：党委办公室时间：2024-12-0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中国科学院建院75周年，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中国科学院为国家作出的突出贡献，抒发广大职工爱党爱国爱院的情怀，中国科学院工会组织开展了“抢占科技制高点科技报国迎华诞”诗文书画摄影大赛活动。

成都生物所工会高度重视，组织广大职工用深情厚意的诗歌、灵动飘逸的书画、细腻入微的文章、色彩斑斓的摄影，描绘生物所人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本次比赛，成都生物所共选送职工作品20件。经专家评审、中国科学院工会常委会审定，成都生物所获得三等奖2个、优秀奖3个。

现将获奖作品予以展示。

追寻科研真相的“蛙语者”

作者：朱弼成杨晨

你觉得蛙的叫声是怎样的？是“呱呱呱”还是“咕咕咕”，抑或“嘚儿、嘚儿、嘚儿”？可能一般人听到或了解的蛙声不过就两三种，但研究发现，每一种蛙都有自己独特的叫声，其中的丰富和奇妙，让人意想不到。

蛙类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和交流方式，而且每个种类的“语言”大不相同。对蛙类声音通信的研究，是一场无穷无尽的探索。崔建国从事无尾两栖类声音通信研究16年，不仅探究蛙类到底有多少种“语言”，也试图揭开这些“语言”传递的讯息以及背后的行为机制。因此，人们喜欢称呼他为“蛙语者”。2013年，在崔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从事蛙类鸣声通讯研究。

全球研究无尾两栖类声音通信的，总共才100多人。作为一个冷门研究领域，大家关注的很少，可以争取的经费也很少。研究领域虽冷门，但热爱可抵岁月长，崔老师坚持16载至今仍然乐在其中。如果不是因为真正感兴趣，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四川峨眉山有一种仙琴蛙，以会发出“噔、噔、蹬”如弹琴般的鸣叫而得名。2009年5月，崔老师前往峨眉山，想探究为何这类蛙的叫声如此美妙时，竟有了新的发现。当时崔老师在一处池塘边寻声识蛙，看到了在一个圆圆的、如碗口大小的泥洞中，仙琴蛙露出了半个头，鸣囊随着叫声一闪一闪。继续观察发现雄仙琴蛙大多会筑巢，洞内和洞外的叫声不太一样，而且和雌蛙的交配以及蝌蚪的孵化也在洞内进行。如果拥有一套“房产”，在蛙的婚恋市场也很吃香。于是崔老师把雌仙琴蛙放在箱子中央，然后在箱子两端轮流播放洞内和洞外鸣声，观察雌蛙的反应。结果70%的雌蛙会靠近播放洞内叫声的喇叭，说明雌蛙可辨别雄蛙的鸣叫声是否从洞内发出，并据此选择有洞的雄蛙交配。不仅如此，崔老师分析了洞的大小深浅与鸣声结构的关系，注意到洞口越小，鸣声的频率越低，而洞越深，鸣声越悠长。

这项工作让崔老师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蛙语者”。事实上，蛙类鸣声通信研究并不是崔老师的本行。2008年，崔老师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觉得蛙类鸣声通信挺有意思，便换了方向。一转眼，他在这条路上走了16年。

他经常跟我们说，“做行为生态学研究，待在室内是不容易发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要去蛙类真实生活的世界，观察它最自然的行为。”将手电筒调成柔光，再借着月色，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小动物的一举一动，或支起录音设备，采集一阵又一阵咕呱叫声。往往在一个地方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驱赶前来“觅食”的蚂蟥和蚊子时，也不敢弄出太大动静。有时还会趴在水里，衣服湿透了也不敢惊扰到动物。

在野外工作，是崔老师最为舒心和放松的时刻之一，连胃口也会好很多。感受大自然的辽阔，能让人忘却平日的琐碎和嘈杂，专心自己的研究。

每次一个人身处深山的雾气腾腾之中，崔老师既感到宁静，又感到“很吵”。感到宁静，是因为周遭再无他人。为什么说“吵”呢，因为有各种动物的声音，虫鸣蛙叫。但和动物待在一起时，他的思维会更天马行空。在野外寻得静心和专注，正是崔老师内心的一种真实写照，他是个“纯粹”的科研人和“蛙语者”。

崔建国在野外开展实验

崔建国拍摄的趴在池塘水面竹竿上的仙琴蛙

讲述奋斗者故事

——致敬高信芬研究员

作者：丁晓霞

高信芬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馆长。

图1. 高信芬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内鉴定标本

高信芬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修“植物系统分类”，师承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在读研期间，高老师便意识到植物分类的基础是野外考察，曾申请配枪独自一人赴人迹罕至的荒野丛林进行植物调查。

1992年，高信芬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开展工作。工作期间，高老师聚焦“植物系统与进化”和“植物多样性调查与保育”两个研究方向，承担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采集植物标本超过了4万号13万份，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命名新分类群50余个，参编专著9部，建立各类植物多样性数据库7个。

野外考察是植物多样性和分类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成都生物所植物标本馆工作期间，高信芬研究员多次领队，带领标本馆研究人员及研究生，先后对四川攀枝花植物资源、九顶山植物区系、藏南生物多样性等进行了野外调查，收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图片资料和活体。

图2. 高信芬在四川省攀枝花市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

图3. 高信芬（左一）在四川省什邡市九顶山进行植物区系调查

野外考察工作总是充满困难，除了生活条件艰苦以外，对科考人员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也是一种考验。但在高老师的眼中，“植物不是所谓的杂草或景观，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因此，无论野外考察如何艰苦，高老师总能保持热爱。在一次野外考察中，一条剧毒的竹叶青蛇顺着高老师的裤子爬到她的腿上。野外考察经验丰富的高老师沉着应对，趁蛇不备，用力一甩，将蛇甩了出去。生死攸关的经历，高老师只当作笑谈向周围人随口一提，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研究人员。

图4. 高信芬在缅甸北部进行野外科考调查

图5. 缅甸北部的野外科考条件十分艰苦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高信芬研究员也有自己的偏爱——蔷薇。蔷薇属一个极其复杂的类群，大约有200种，分布广泛，是重要的观赏植物，也是化妆品、食品和药物生产加工的重要原料。由于蔷薇属的复杂性，该属的分类研究一直是植物分类学上的 “硬骨头”。高信芬研究员带领课题组成员，对全国的野生蔷薇属植物资源进行了广泛地调查采集和迁地保育，并对欧洲的部分野生蔷薇进行了标本和实验样品的收集。历时8年，通过在分子水平上对蔷薇属级水平、属下分类群和物种复合群等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终于取得了该属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图6. 高信芬在四川省乡城县采集蔷薇小苗，准备将该品种迁地保育

图7. 高信芬引种后盛开的野蔷薇（Rosa multiflora）

图8. 高信芬引种后盛开的金樱子（R. laevigata）

图9. 香气四溢的金樱子吸引了蜜蜂前来传粉

图10. 高信芬和她深爱的蔷薇属植物的标本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工作的30余年中，高信芬研究员恪尽职守，勇于担当，甘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不畏艰险困苦，常年奔走在横断山区及青藏高原进行植物多样性调查。其勇敢坚韧、默默奉献的科研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的植物学研究人员。

忆老科学家刘照光先生的感人事迹

作者：梁进

看完《追忆刘照光先生》一书，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我所老科学家刘照光先生的一生，是奋斗者的写照，是担当与奉献的诠释。他淡泊名利，恪尽职守，用智慧和汗水浇灌着科学的田野，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科研报国的崇高理想。

刘照光，男，汉族，生于1934年1月，四川双流人，中共党员，植物学家。195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参加工作。1988年被聘为研究员，历任植物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他先后获得2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技奖项，以及中国科学院首届“竺可桢奖”、四川省委省政府颁发的“为振兴四川经济作出贡献”荣誉证书、“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全国科技扶贫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刘照光从小就对大自然充满好奇，常常独自一人在田间地头观察植物、昆虫。正是这份对大自然的热爱，为他日后走上科研道路埋下了伏笔。1958年，他来到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从此与大山结缘，他翻山越岭，踏遍巴山蜀水。在彻底摸清四川省植被分布，对植物资源如数家珍的同时，他发现大量的树木遭到无情滥伐，长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他深感痛心：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牵头写下了《四川森林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后果调查报告》。1978年，这份报告被《人民日报》等官媒登载，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森林过度砍伐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在社会各界掀起波澜，林业部门为此作出我国林业政策的重大改革：林业生产由采伐为主逐步转向以抚育为主。1981年，刘照光写的论文《四川省植被分区和农、林、牧业合理布局》，提出了停止采伐天然林、合理利用天然草场、退耕还草还林、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建议。从1985年开始，刘照光和陈庆恒、吕荣森等科学家们就致力于岷江上游森林的营造技术及干旱河谷人工林的研究，在山地生态区筛选因地制宜的物种。刘照光倡导用“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和“与当地的生产和农民群众的收入挂钩”的思路来治理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大胆提出把四川省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大构想。这一构想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并被写入四川省“十五”计划，成为全省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然而，科学探索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实施“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过程中，刘照光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资金短缺、技术瓶颈、人员不足等问题接踵而至。但他从未退缩，他坚信只要心中有信念，勇往直前，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带领团队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深耕科研工作，刘照光还十分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他一边放手让年轻人在科研项目中历练，一边在科研实践的关键环节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鼓励他们攻坚克难、勇于拼搏、敢于担当。1994年，刘照光被评为中科院优秀所领导，有5万元奖金。但他坚决不要这笔奖金，他坚持要把这笔钱发给年轻人，很快所里出台了“中青年科研、管理骨干人员津贴”，给年轻人每月发放50元，连续发了两年，要知道当时年轻人的月工资才200多元，这笔津贴可不是个小数目。在他的关怀和提携下，许多年轻人逐渐成长，坚守在各个重要岗位。

刘照光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作风。他从不追求个人名利，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的孩子一直是单位的临时工，他始终都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给孩子转正，他认为孩子的事情得他们自己去闯。他常说：“我是一名科学家，我的职责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甚至当他的生命已走向尽头时，他没有留恋自己的生命和家庭，却始终牵挂着未完成的事业。他嘱咐子女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茂县，他要永远伴着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绿水青山。他告诫子女要踏踏实实工作，他走后，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提任何要求。刘照光先生这种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然而，命运却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并不公平。2001年，刘先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68岁。他的离世让无数人为之惋惜和悲痛，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前进的宝贵财富。

刘照光先生的一生，是奋斗者的一生。他拼搏进取、勇于担当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前行；他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的品质让我们深感敬佩；他科研报国、廉洁自律的作风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让我们以刘照光先生为榜样，继续书写属于新时代奋斗者的辉煌篇章！